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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发布日期:2016-04-13 11:2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序 言

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市关工委主任 王锋

智慧文明的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她所创造的文明五千年绵绵不绝,历史的天空中,至今还闪耀着日月般的光辉。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也曾历尽坎坷,饱受磨难。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列强入侵,割地赔款,民族的记忆里,深深地刻下了屈辱的印记。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和压迫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千百万中华儿女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披肝沥胆前仆后继,苦苦探求通向幸福光明的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黎明前的曙光刺破重重黑幕!她带领人民坚决抵御外侮,进行民主革命,打垮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了自己的工农业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迈向全面小康,中华民族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伟大复兴!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回首征途,思绪万千——无数先烈倒在了革命的征途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少前辈奉献了人生的全部所有,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社会主义建设铺就了康庄大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明天的希望;我们更应该牢记,只有时刻居安思危奋斗不息,才能避免昨天的屈辱重演!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伟大时刻,市委老干部工作局、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写出版了《薪火相传——老干部回忆录》-书向党的华诞献礼,旨在通过回顾部分离退休老干部代表的人生经历,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弘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牢记民族经历过的苦难,歌颂党的伟大和光荣,不忘先辈的奉献和牺牲,继承优良传统,做出更大贡献。

展阅此书,仿佛时光倒流:残垣断壁的家园、流离失所的同胞,击杀日寇的血肉相博、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朝鲜战场的烽火硝烟历历在目;新中国成立的万众欢呼、建设工地的劳动号子、唱遍江南塞北的节日欢歌余音绕梁;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

气概也跃然纸上。虽然今天烽火已熄硝烟散尽,曾经的战场也已是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仍在征途任重道远,仍需要为祖国强盛人民幸福奉献一切的高尚情操,仍需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精神。因此,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青少年

来说,这都是一本励志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认真阅读学习,以先辈为榜样,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不负人民的期望和党的重托,无愧于这个光荣的时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大力推进“工业强市、旅游带动、城乡统筹、生态立市、文化繁荣、民生优先、区域协作”战略,为率先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各级关工委组织也要以回忆录为教材对青少年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代代相传。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

铁血铸忠魂


——王戌有同志回忆录

化犁铸剑御外侮

一九二一年,我出生于山西忻州市奇村镇辛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的庄稼人,父母带我们兄弟三人辛苦劳作维持生计。山西这块地方深处内陆,群山怀抱,大河经流,本应该是物阜民丰,但阎锡山为了巩固自己的家族统治,穷兵黩武,致使民穷财尽。阎锡山自己也曾这样讲:“年来(一九三五年)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耕农,半耕农沦为佃农雇农,十村九困,十家九穷……”人民在苦难中煎熬。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不到一个月日军相继占领平津;紧接着,日军一路沿平绥、同蒲线向山西的太原推进,企图配合其他日军“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战略,一举占领整个华北,进而进取中原,迂回西北,实现“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计划!由此,山西成了敌我双方进行决战的主战场。许多像我这样安分守己的农家子弟,被迫拿起原本用来耕作的农具当自卫的武器,在世代耕作的家园里同凶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忻口会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的。虽然国共双方通力合作激战半月歼敌逾万,但由于主观上指挥有误,客观上敌强我弱,在娘子关被突破后,国民党军队全线退守太原,晋北抗战进入以我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在共产党八路军忻口会战中奇袭阳明堡等英勇战例的感召下,当地民众踊跃参加我党领导的“义勇军”保卫家乡,“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有的村子一次参军两千多人。我们村是个小村庄,也有四十多人参军。就这样,我在时代的大潮中汇人了革命的洪流。

成立初期的“义勇军”在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及战斗经验上都很欠缺,只能伺机袭扰敌人,虽然不能予敌以毁灭性打击,但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特别是锻炼了队伍。我们在战斗中完成了“新兵训练”,三个月后,就改编为八路军正规部队。我被编在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二营六连,从此,我就和这支英雄的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浴血三晋歼顽敌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部奉命破袭日本侵略军交通运输的北同蒲线,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和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二位首长亲自部署、指挥,攻击部队和阻敌增援部队相继进入阵地,占领了平社车站周围的有利地形,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黄昏时突然发起攻击,前后大约半小时就胜利结束战斗,日伪守敌被全歼。除击毙外,还生俘日军十几名;次日由太原开来的增援之敌进入我石岭关伏击阵地,敌指挥官被击毙,嘹亮的冲锋号回荡在山谷,我军战士冲破敌人阵地,毙敌百余,剩下的狼狈逃回太原。两战相继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我们树立了必胜的信念。正如贺老总所说:“日本鬼子也没有三头六臂,也是脖子上扛一个脑袋,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可以消灭他们、俘虏他们!

我军破敌交通运输线的战斗,引来了敌人的疯狂报复。为了把八路军挤出晋西北,敌人投入大量兵力,相继侵占偏关、河曲、宁武、神池等地,并有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的企图。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军决心集中晋西北的全部兵力,将日军赶出去。三月五日至三十一日一月之内,我八路军联合晋绥军一部对敌反攻,连克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偏关、河曲七座县城,歼敌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山炮一门,汽车十四辆,步枪、机枪两百余支,骡马一百余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我军也付出了伤亡一千五百多人的代价。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其劣势武器装备不惜牺牲英勇抵抗凶恶的敌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游而不击”的污蔑,使全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面对我军在晋西北的连战连捷,敌人投入大量兵力,对我抗日军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军针锋相对,相机歼敌,明铺村之战就是典型的战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驻蔚县的日军从北口峪进去一百余人护送二十多辆汽车,满载着军需支援涞源县驻敌。我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团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的领导下和当地干部、自卫队的配合下,在二十里处的明铺村附近设伏击敌。伏击点选在敌人运输队必经之路上南北长约四五百米、东西宽约一百多米的山谷,老公路横贯谷底如长蛇蜿蜒。我们在伏击地埋伏了两夜一天,当日寇车队进入伏击圈后,指挥员一声令下,我们展开猛攻,随即冲人沟中展开肉搏。战况异常激烈,有的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时任团参谋长的左齐在战斗中遭敌击伤右臂,失血过多昏迷,被送到明铺村老乡家包扎(后伤势恶化,白求恩大夫为他做了截肢手术,这位猛将从此成为我军有名的“独臂将军”)。此战共消灭日军四百多人,击毁汽车三十五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明铺村战斗结束后,我部转移到山西省五台县的豆村休整。豆村地处台怀镇西南,是守卫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的西部前哨,和日军占据的五台县城咫尺相对。三九年五月上旬的一天,日军第一O九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共五千人,向我抗日军民发起大规模的“扫荡”,气势汹汹地向八路军扑来。团领导为了避免在不利的地形与敌人主力作战率领部队迅速向台怀镇转移。台怀镇位于五台山的群峰之中,从豆村到台怀是险峻的山道,两旁的山坡上林荫蔽日,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部队在十日拂晓前离开豆村,黄昏时到达金岗岭时,突然接到旅部指示,大意是有日军向我背后迂回,企图前后夹击歼灭我们,命令我们向安全地带转移。天亮时到达一个叫“铜钱沟”的地方,忽然与一股日军相遇,我部迅速展开迎敌。大概九点多钟,敌人开始对我七一七团进行炮火轰击,为避免不利局面,我前卫连用手榴弹开道,杀出一条血路突出了炮火封锁的山沟。但由于敌人兵力多,火力很猛,打开的缺口很快又被封锁,我团主力仍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多亏一位老乡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繁峙县神堂堡的小路,得以避开敌人,迅速向旅部驻地神堂堡转移。事后得知,此时在神堂堡的三五九旅旅部也受到了另一股日军的侵袭,并且这股日军正顺着山沟,向铜钱沟扑来。黄昏时候,七一七团前卫部队在敌人山炮轰击和先头骑兵的夹击下,又退回到铜钱沟,整个七一七团部队被挤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情况万分危急!日军依仗优势的兵力和武器,向我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山炮轰击,机枪排射,就连飞机也加入战阵轮番扫射、轰炸我军阵地,妄图一举歼灭我七一七团!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似猛虎下山般冲出山沟,一阵手榴弹,打退了敌前卫部队的攻势,我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迅速展开,抢占了两侧的高地。日军攻击受阻,随即用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炮火连续轰击,整个山沟变成了一片火海。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不但没有被敌人气势汹汹的炮火吓倒,反而利用有利地形予敌于沉重打击。占据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伤亡惨重,仍无法突破我防御阵地,最后恼羞成怒,竞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

山沟里弥漫着褐色的烟雾,呛得我们直流眼泪,咳嗽、呕吐,气都喘不过来。为迅速扭转局面,我军决定利用台怀镇与五台山的东台之间敌军结合部的空隙地段迅速突围。夜幕降临,我们在当地老乡的引导下,穿山越岭向外围转移。夜色茫茫,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影;山高路险,脚下雪冷冰滑,面前万丈深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时有驮畜失足坠落,但我们咬紧牙关,奋力向山顶攀登,耳边只有沙沙的脚步声和后卫部队阻击敌人的枪声。黎明时分,我们终于翻过海拔三千多米的北台岭,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我抗日根据地。我们刚一落脚,乡亲们便送水送饭,问寒问暖。在地方党组织、抗日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下,我们休整了一天,大战后又兼急行军的疲惫一扫而光。特别是根据地乡亲们亲人般的关怀和慰问,更加坚定了我们打败日寇保家卫国的决心!第二天,我团继续向旅部所在地神堂堡开拔,并于当夜进至繁峙县的上下细腰涧村,随即在山北宿营;而此时在山南的山腰间,也驻扎了一股日军。双方营地虽然只有一道山梁之隔,但夜间宿营,谁也没有发现谁。次日拂晓,先头部队发现山南面有敌人。警卫连摸上山,消灭敌人的警戒后占领了制高点。山沟里炊烟四起,原来日军正埋锅造饭。警卫连向敌人进行猛烈攻击的同时,部队迅速集结。毫无战斗准备的敌人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受惊的军马,驮着炮架、机枪、弹药到处乱窜,有些还跑到了我军的阵地上。缓过神来的敌军向我阵地猛攻,山炮密集地轰击之后,密密麻麻的敌人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端着刺刀,直扑上来。激烈的交战中,敌人陈尸遍野,但我军伤亡也不小。就在敌军新一轮更加猛烈的冲锋即将开始时,王震旅长亲帅援军赶到,敌人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最终被全歼!此战歼敌七百多人,缴获山炮和九二步兵炮、轻重机枪、步枪及战马等大量物资,粉碎了日军向八路军五台山地区大规模的扫荡,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也发来了电报,对三五九旅取得上下细腰涧大捷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授予“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

铁军屯垦南泥湾

我英勇的三五九旅在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打出了八路军军威,也打出了这支英雄部队的威名。一九三九年,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乘机又掀反共高潮,调集数十万大军,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国民党发动对我陕甘宁边区围困绞杀时,毛主席首先就想到了三五九旅。他说:“我看三五九旅能吃苦,能打硬仗,调他们回来怎么样?”接到命令后,我们全体将士把它当做最高荣誉,兴奋溢于言表,决心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和抗日军民的重托,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使命。我们穿越雁门关、突破同蒲路封锁线,边战边走,急行军两千余里,返回陕甘宁边区。其间“百团大战”打响,我七一七团参加柳林镇、李家恒、龙花园三次战斗,击毙日伪军两百多人,而我方无一人伤亡,再一次印证了“能吃苦、能打硬仗”的评价。“百团大战”的辉煌成果,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强敌的信心;但同时我八路军的迅速壮大和强大的战斗力也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恐慌。他们不仅制造摩擦,还断绝给养,企图把我们拖垮、困死!毛主席党中央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成败与否将直接影响到陕甘宁边区的生死存亡,某种程度上讲,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敌军事斗争。党中央选中了陕北的南大门南泥湾作为屯垦地,毛主席说:“一定要派精兵强将,让王震的部队去”,三五九旅再次被点将,担负起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处在进入延安的必经之路上,那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荆棘丛生,当地人戏称其为“烂泥湾”。我们进驻南泥湾之后,担负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屯垦生产双重任务,一手拿锄,开荒生产,一手拿枪,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部队初到南泥湾,面对荒山野岭,没有房屋、没有生产工具、没有粮食,真正是“风餐露宿”。困难,从来就是英雄的磨刀石。三五九旅从没有“困难”一说,有的只是不断的征服——全体将士自己动手搭茅棚、挖窑洞,在荒野上扎下了根。没有生产工具,我们四处收集废铜烂铁,打造出犁、锄、斧等垦荒开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片沉睡的荒野上展开了,我们要用革命战士的忠诚和无畏,开创军事斗争史上的奇迹!从干部到战士,从团长到伙夫,个个都争当开荒能手,人人都争当劳动模范。我团政委晏福生,在长征中失去一条胳膊,也积极加入到开荒队伍中,他帮助烧饭送水,为战士们当服务员,被评为“生产英雄”。有的战士还创造了一天开荒二点五亩的凉人记录。我们荒野间放牧,高山上种麦,河沟里插秧,房前屋后种菜,围起土墙养猪……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当年,南泥湾获得大丰收,三五九旅全旅粮食、蔬菜、肉类基本自给,不仅减轻了边区负担,还改善了生活,增强了战斗力。一九四三年全旅种地十万亩,粮食自给有余,时常接济当地老百姓,还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近万石,全旅已达到王震旅长提出的“一人一羊,两人一猪,十人一牛”的目标。这时的南泥湾,早已不是从前的“烂泥湾”——青山葱翠,沃野连绵,牛羊遍地,瓜果飘香!

尽管物质条件已经极大地改善,但我们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体官兵自觉遵照王震旅长“生产要多,消费要少”的号召,吃的仍然是红薯、土豆掺在一起的杂粮饭,同志们戏称为“八宝饭”。我们被子里的棉絮早就结成了“土疙瘩”,可是发下新被子时,战士们谁也不肯要,说:“哪天不打败日本鬼子,哪天就不换被子。”发了新鞋新军装,战友们都舍不得穿,仔细收藏好,只在过节或检阅时拿出来穿一下,夏天我们仍然光着膀子干活,天冷时也只穿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脚上依然是用马兰草和破布条打的草鞋。后来部队轻装南下时,我们多数人还保存有两套崭新的军衣和几双鞋袜,高高兴兴地将这些东西交给了上级请转交给兄弟部队。在此期间,我们农忙生产、农闲练兵,生产、战备两不误。平时在地里劳动,把枪架在地头上,一有情况就拿起武器迅速投入战斗。正象贺龙同志说的:“敌人来了,拿起枪战斗;敌人没来,拿起锄种地。”驻守骊县的我旅七一八团曾多次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没让他们占到半点便宜。每年农闲的冬季,为期四个月的大练兵活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部队驻地都修建了训练场地,自制木枪、单双杠、木马、天桥等多种训练器材,除队列操练外,以演练刺杀、投弹、射击三大技术为主,“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全军上下风雨无阻,勤学苦练,作战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一九四三年冬训后,全旅投弹由平均二十五米提高到四十米以上,一些“贺龙投弹手”能达到六十米,最远的投到七十二米。实弹射击命中率由原百分之五十二点九,提高到百分之六十点三,涌现出许多百发百中的连队。就连前来参观的美军观察团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兄弟部队常组织官兵来观摩学习。

三五九旅创造的奇迹,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歌曲《南泥湾》,“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等脍炙人口的词曲传唱至今! .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和贺老总等首长先后视察了南泥湾,高度赞扬三五九旅是“全党全军的榜样”,三五九旅成为我人民军队身兼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数项职能的典范,奠定了我军作为“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

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当兵吃粮(拿饷)”。我们在边区屯垦的几年间,从没见过一分钱的“饷”,但我们的革命热情从没因艰苦的物质体条件而减退。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始终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劳苦大众为使命,从中央领导到部队首长和普通士兵,都亲自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中,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因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也是我们和一切旧军队最根本的区别!

铁流纵横两万里

一九四四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已处被动局面。针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为迎接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到来,中共中央做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派遣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护送一千多名干部挺进华南敌后,开辟湘鄂赣和湘赣粤桂边抗日根据地,打通南北通路,准备迎接战略反攻。这些地区都处在日军或国民党顽军的控制下,我军孤军深入敌占区,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为了抗日大局和今后的战略需要,又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好棋”!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又想起了王震将军和三五九旅(三五九旅实际上是党中央的警卫旅,全体将士政治可靠忠心耿耿,军事过硬敢打敢拼,作风勇猛不怕牺牲,武器装备也相对优良,被戏称为“御林军”)。这一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王震将军及三五九旅全体将士的极大信任,我们为此感到光荣和自豪!对于南下的前景,我们全体将士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孤军深入敌后,远离根据地,没有给养和兵员补充,凶险莫测。但为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从王震将军到我们每一个普通战士,都抱定了必胜的信念,也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九月,我军正式组建“南下支队”,王震将军任司令员,总兵力五千多人。十一月一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延安机场检阅了这支肩负重任即将面对生死考验的虎贲之师。王震司令员代表全体南征指战员向党中央庄严宣誓:“为了解放千百万华南人民,我们要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把我们的鲜血和生命,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胜利属于党中央!”“胜利属于毛主席!”口号声回响在延安的大地与天空,热血在我们胸中涌动,没有即将赴死的恐惧,只有为人民献身的豪情!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开始了南征。渡黄河、人吕梁,迅猛东进,很快逼近日军重兵把守的同蒲铁路,但见岗楼密布,戒备森严,装甲车日夜巡逻,流经铁路两侧的汾河此刻也成了天然的“护城河”。我先头部队夜渡汾河横穿同蒲路吸引日军机动部队,主力在夜幕中抄小路翻山越岭倍道而进。跨过汾河大桥进至同蒲路附近时,与日军装甲巡逻车相遇,我军猛烈攻击,且战且进迅速通过同蒲路,一夜急行军一百八十里,昼夜兼程行至黄河毛田渡口,全军越过封冻的河面顺利进入河南省境内。自此,南下支队虎人狼群,像尖刀一样插进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心腹地带,我们也迎来了革命生涯中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一段经历!

十二月二十九日,部队在千秋镇附近通过陇海铁路时,突遭国民党顽军阻击,我军奋起反击,顽军溃不成军;部队渡过冰冷刺骨的河水冒着寒风向南挺进,在鲁山县与日军遭遇,敌以坦克掩护步兵向我军扑来。我军抢占有利地形组织反击,战士们抱起集束手榴弹冲向敌坦克,以血肉之躯掩护主力部队快速穿越公路,渡沙河人森林脱离险地,但担任掩护任务的几十名战友全部壮烈牺牲。部队进入黄淮平原,时值严冬,大雪纷飞,滴水成冰,我们在没膝积雪中奋勇向前,跳出了日伪顽的伏击圈,向平汉铁路疾驰。为了阻止我军通过平汉铁路,日军集中了七个大队和各据点伪军共三千七百多人,分几路企图合击我军。我军迅速构筑防御工事,敌人多次进攻均未突破,主力顺利通过平汉铁路。一月下旬,南下支队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师!至此,南下支队历时七十八天行程两千多里,对敌作战几十次,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部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半月有余后,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继续踏上新的征程——横渡长江天险!此时,国民党顽军已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严密封锁这一带渡口,妄图阻止我军南渡长江。我军在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下边打边走,勇猛前进。敌六十五军一千多人一直尾追我军至长江附近。为避免渡江时遭前后夹击,王震司令员巧妙设伏痛歼顽敌,杀声震天,弹如飞蝗,敌军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弃尸如山,狼狈溃逃!当我们甩掉“尾巴”进至长江渡口准备血战时,早被我三五九旅吓破胆的防敌竟逃得干干净净!原本戒备森严的江岸空无一人,只听到江水拍岸,似在欢迎远征的勇士。皓月当空,照我渡舟穿梭往来。次日拂晓,南下支队全体将士登上长江南岸,“天险”被我们踩在脚下!党中央发来贺电:“庆祝你们安全渡过长江,并预祝你们胜利前进!”

我们在鄂南地区迅速展开拟在这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巩固中原、威胁武汉,牵制敌人的正面进攻,相机向南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但这一地区敌情严重,周围县市均被日伪军占据,粤汉铁路和公路沿线碉堡密布,据点林立。我军在大田畈遭到千余日伪军袭击。王震司令员迅速作出部署反击,一阵手榴弹后,战士们挥舞大刀跃人敌群白刃格斗,敌人伤亡惨重,仓皇溃逃。一股敌军龟缩进四座碉堡负隅顽抗,我军组织爆破全歼该敌。此战歼灭日伪军四百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让捏惯了国民党军“软柿子”的江南日军尝到了我三五九旅铁拳的味道!

部队继续向大幕山地区挺进,按照预定方针建立鄂南抗日根据地。我军积极主动向伪顽军发动攻击,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大幕山地区的敌人或被消灭,或被驱逐。三月下旬,南下支队一部留在鄂南建立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继续南进进入湖南。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经中央批准,“南下支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大队改称支队,并扩编了第五和第六两个支队。我军顺利占领平江并建立了平江县抗日民主政权后,国民党蒋介石担心我军在这里发展壮大,调集六万余人妄图趁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歼灭。四月初,敌人分多路开始向我军大举进犯。面对十倍的敌人,我军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以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相机歼敌。我军多次在运动中,将进犯之敌各个击破。但我三五九旅使敌人感到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又调集九十九和七十二两个军合围平江。面对敌人重兵包围,我军放弃平江城,主力分散到岳阳、临湘、通城等地区,打击歼灭敌人,使敌人围歼我军的企图一次又一次地受挫。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形势严峻,为避免损失,我军重返鄂南,敌人仍然穷追不舍。为改变被动局面,我军挺进江西修水、宁武,直逼大云山。一路猛冲猛打,击溃敌人多次阻截,进至大云山立即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全歼守敌,取得大云山大捷!

敌“剿匪”总司令王陵基担心我军在大云山建立根据地,立即调集了四个师二点七万人企图围歼我军,叫嚣“活捉王震,歼灭共军于大云山”。我军与数倍之敌殊死搏斗突围再返鄂南后,党中央电报指示我们进至湘粤边区与广东部队直接配合建立南方根据地。尽管渡江以来人未解甲马未歇鞍征战不断,目前又面临困难局面,但三五九旅对于党的指示从来就没有打过折扣!七月上旬,我们重整旗鼓,再次南征!此时的南方,烈日当头,湿热难耐,部队不怕困难,不惜牺牲,翻山岭,渡湘江,突破敌人的封锁堵截,一个月昼夜兼程,于八月上旬到达衡山。三五九旅在国统区如出入无人之境,使国民党感到巨大威胁,调集七个军二十二个师共十五点八万人合围我军。八月下旬,当我军进入桂东八面山中时,敌军优势兵力将八面山团团围住,企图一举将南下支队消灭。尽管我军已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但这样的阵仗,在三五九旅的征战史上是家常便饭!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之所以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信任,敢于以大局相托,就是因为我们有破敌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气概和光荣战绩!王震司令员在大雨中做战前动员: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翻身,斗争再残酷,我们也要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首长的自信更加鼓舞了战士们的勇气,部队一律轻装备战,当晚突围。风雨交加,夜色浓密,与敌激烈拼杀后,我们在当年一位老赤卫队员的带领下,踏着泥泞攀岩越涧而走。次日清晨神兵天降歼灭守卫在隘口的敌军,胜利冲出了八面山重围!八月末,我们进入广东南雄,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会合在即。但此时国民党在我军前方已重兵设伏,另有五个军正在向我军猛扑过来,我们几千人要面对十五万众之敌,又一次面临巨大危险!我军灵活机动毅然北返拟与新四军五师会合。蒋介石称“不可放虎归山”,调集重兵围追堵截,企图将我军消灭在北返路上。我三五九旅是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洗礼的百战铁军,如一把锋利的尖刀,在猬集蚁聚般的敌军中冲阵杀敌所向披靡,突破敌无数封锁线,跨越粤、赣、湘、鄂四省,历时三十四天,十月初在湖北黄安县荃湾与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合!

我们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上旬从延安出发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在湖北黄安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历时近一年,行程一万五千余里,横渡黄河、汾河、洛河、淮河、长江、湘江等,翻越崇山峻岭,恶战百余,在敌人后方搅起了冲天巨浪,从万马军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我们一次次面临绝境,一次次绝处逢生;敌人一次次喜出望外,又一次次目送我们绝尘而去!

中原会师后,我们在湖北黄陂县孙家畈进行了整编,恢复三五九旅番号。根据中央指示与新四军五师和我军豫西部队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此时,日军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我们这支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的劲旅,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和平的到来。国民党一边和我们签订停战协定,一边暗中调集三十六万兵力部署在我中原解放区周围,密谋一举围歼我中原军区六万部队于宣化店地区。六月下旬,国民党所属部队对我军发起围攻,我军组织部队分多路向西突围。六月二十七日,三五九旅以演习为名集合部队,于黄昏时分冒雨向西突围击退敌人的阻击,经过一昼夜强行军,突破了平汉铁路封锁线。中原军区其它部队也先后突出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

我三五九旅北返进至豫陕交界时,遭遇胡宗南部队的堵截,刘峙的追击部队又相继逼近,三五九旅抢渡丹江,准备穿越鲍峪岭,进入陕南秦岭地区。连日暴雨,丹江水深浪急,无桥无船,敌军步步逼近……漆黑的雨夜里,王震将军振臂高呼:“同志们,跟我来!”毅然跳人急流中向对岸奋力泅渡。全军将士如蛟龙入水劈波斩浪越江而过,但也有许多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军接近鲍峪岭时又遭敌包围,占据优势兵力的敌人将我军分割成两段,形势十分危急。我军勇猛地向敌冲击,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惨酷的白刃战,打开了一个缺口,冲出包围圈疾驰而去!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三五九旅为牵制敌人的主力,单独转战在陕南地区,争取建立陕南根据地,与陕北边区遥相呼应。惶恐不已的胡宗南急调六军之众追击我军,王震将军率领我们与敌浴血奋战。七月二十日,我军进至狗头坪遭敌伏击,七一九团团长政委参谋长全部壮烈牺牲,战士们前仆后继勇猛拼杀,击溃阻敌后,忍受着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冒雨前进至陕南山阳县境内,又陷入敌七个师的重围中。敌人以八万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我三五九旅发起攻击,我军由于长途行军连续与数倍之敌恶战未得休整,弹药兵员给养均得不到补充,伤亡严重,形势十分严峻。王震将军下令,精简骡马辎重,组织战士们用绑腿拧成一条条绳索从绝壁上坠山而降,天亮前全旅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八月上旬,中央认为,三五九旅面对数十倍敌人的围堵,处境险恶,不宜继续与敌周旋,命令我们 “迅速突围,横穿秦岭,由陇东返回陕甘宁边区”。返回途中,后有敌人追击,前有重重埋伏,一次次与敌遭遇,我们都舍生忘死与敌拼杀突出重围。在最艰难的关头,王震将军鼓励我们:“我们一定杀出重围,重返延安,去见毛主席!”坚定的信念鼓舞我们不可阻挡地前进,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胜利回到陕甘宁边区。此时的我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就连王震将军的裤腿也只剩了半条。踏上熟悉的土地,百战余生钢铸铁打的勇士如游子回到慈母的怀抱,任激动的泪水恣意奔涌:党中央毛主席,您的战士没有辜负您的信任!延安,我们回来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召开大会,欢迎三五九旅凯旋。毛主席亲临大会讲话: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打破了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经历了第二次长征,将来你们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上北京的城头!

这段被毛主席称为“第二次长征”艰苦而光荣的征程,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自离开延安起,我们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在急行军和恶战中渡过。日军、伪军、顽军和地主反动民团围追堵截,有些地区没有群众基础,我军只好在雨中宿营;常常是饭还没吃到嘴里,敌人就四面而至,边吞咽边行军、射击;没有弹药补充,从敌人死尸上找;没有粮食,随便拉一把野菜就往嘴里塞;伤口顾不上包扎,病痛得不到修养……三五九旅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从延安出发,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回到陕甘宁边区,经历了六百五十九天,孤军深入敌腹,突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转战于陕、晋、豫、鄂、湘、赣、粤、陇八省,路经一百多个县,冲破敌人的一百多条封锁线,行程二万七千余里,大战三百余,小战无其数,有时一昼夜要行军二百四十多里,一天要进行五六次战斗!《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破关无数,杀将如云!我们是党中央的“近卫军”,山林中我们是林中虎,江河里我们是翻江龙!逢山山开,遇河河走,鬼阻杀鬼,神挡杀神,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这支钢铁洪流前进的步伐!毛主席曾说:“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领导下立了很大的功劳。你们到了东边,东边就安全;你们到了南边,南边就安全;你们到了北边,北边就安全!”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也是对我们最中肯的评价。

此次南征北战,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出发时五千余人,返回延安后仅剩一千余人。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卸甲归田建家园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我分别在西北军政学校、西北通讯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在西北联司担任见习报务员,后调三处担任科员。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那一时刻,我们眼里流淌着幸福的泪水,仿佛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飘动的红旗——那是三五九旅血染的战旗,那是为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所有英烈血染的战旗!我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事业,终于取得了成功!长眠于地下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可以含笑云天,看我们这些幸存者继续奋斗,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一九五O年十一月,我被调到平凉皮毛公司西峰办事处担任负责人从事经济工作,从此告别了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但三五九旅如同我诞生的胞胎,那根血脉始终与她相连——我们其中的一部远赴关外加入四野一路打到海南岛;王震将军率领大军又进行“第三次长征”凯歌过天山,千里跃进新疆屯垦戍边。这支诞生于井冈山担任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先遣队的英雄部队,战斗足迹遍布了祖国大陆的每一块土地!人生能有这样的经历,虽死无憾!那股生死关头舍我其谁、面对困难一往无前的担当和勇气,将伴随我走过生命的全部历程!

三五九旅的胜利,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胜利的缩影。她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在那个血火纷飞的时代,上至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和部队首长,下到我们普通一兵,战斗中同流血,劳动中同流汗,始终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而不懈奋斗,这是我们不怕牺牲的勇气所在,更是革命事业一往无前的力量源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伟大时刻,回顾曾经走过的战斗历程,感慨万千!我为那些倒在胜利之路上的战友们哀痛不已,也为我们一起奋斗的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深感自豪。写下这段文字,在缅怀英烈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希望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优良作风代代相传,坚定理想信念,不怕困难牺牲,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本文由编写组根据王戌有同志口述记录整理)


祖国万岁 光荣永恒


来惠同志回忆录


投身革命

我家祖籍山东莱芜县长庄区车辐南峪村,世代为地主家扛活,是典型的贫雇农。打我记事起,爷爷、父母、弟弟和我一家五口就挤在两间破旧的小土房里过日子,吃糠咽菜已经是我能记起来的“好生活”了,忍饥挨饿逃荒要饭自然是免不了的。日本鬼子的入侵,使我们这些已经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更加艰难。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十月份其第三师团入侵山东,至十二月逼近济南,国民党韩复榘部草草抵抗即撤离山东,日军沿胶济线向纵深进军,青岛、济南相继被占领。虽然临战脱逃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枪毙,但仍然阻止不了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随着三八年五月徐州陷落,山东全境沦陷,我的家乡也很快变成了敌占区。兽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制造了“济阳惨案”和“临沂血案”,屠杀我抗日军民,善良的中国人民除了奋起抵抗已别无活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各地相继爆发起义,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争。他们拔据点,破铁路,除汉奸,搅得敌人昼夜不宁。为了保证运输线的畅通,日本鬼子到处抓人做苦役,为他们沿路修碉堡,筑“防共墙”。由于我村处于胶济铁路和徐州通往莱芜的公路之间,也就成了日本鬼子的防御重点。

所谓“防共墙”,是用石块砌成的近三米高的墙,下面挖出两米深的壕沟,敌人企图以此阻断我抗日武装的游击。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侵略者不管多么强大,所进行的不义之战注定会遭到人民的打击,再深的沟再高的墙,也隔不断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深情。我们这里原本就是八路军经常活动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日本侵略军进占之后,八路军昼伏夜出,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那个“防共墙”挡不住八路军对敌人的袭扰,但给群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本来就水深火热的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要么被困在牢笼中饿死、被抓差修炮楼累死,要么就奋起反抗。我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选择了后者——誓死不当亡国奴!由于从小就接触八路军,他们严明的军纪和待百姓如亲人的优良作风早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加上当时国民党军队跑得无影无踪,只有共产党八路军还坚持在沦陷区抗日打鬼子,所以就认定了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一九四四年二月,将满十八岁的我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区中队。三十多人的区中队里,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体质也较弱,但整个队伍象一个大家庭,领导和战友们都像对待小弟弟一样照顾我,使我这从小在地主的斥骂声和逃荒要饭时的白眼中长大的穷孩子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温暖的关怀。指导员发给了一支比我还高的“汉阳造”步枪和两个手榴弹、三发子弹,我高兴得不得了,像宝贝一样珍惜爱护它们。老战士们说:你这可是好枪,我们有一半老战士还拿着大刀长矛呢!由于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八路军游击队装备简陋,武器除了看家护院的大刀长矛,再就是鸟铳土枪,老兵每支枪也只配发五发子弹,能有一支汉阳造是让人羡慕的事情。经过近两个月的训练和学习,到七月时开始随队作战,有时向伪军喊话,劝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宣传发动群众,或者伺机袭扰敌人,瞅准机会干他一家伙,搅得他们不得安宁,以支援正面战场作战。第一次与敌人面对面交火,是在拔除敌据点时的战斗。附近的敌“石马据点”占据交通要道,里面驻扎一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常常出来“清乡”骚扰百姓,给我军行动和百姓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根据上级指示,区中队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以打通几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我们做了周密安排后开始实施作战计划。先是由地下工作者接触据点中伪军部队中的当地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劝他们站稳中国人的立场,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助纣为虐帮着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要为自己“留条后路”。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些伪军基本被转化,答应以后不再欺压百姓,看见八路军时“朝天开枪”。到七月时青纱帐起,拔除据点的有利时机来到了。一天,指导员接到上级命令,想办法到石马据点抓两个“活鬼子”来搞清楚兵力火力配置。由于我是当地人,熟悉地形和民俗,被选进了执行这次“捉舌头”的十人战斗小组。我们家乡有每月逢四逢九赶集的习俗,附近的乡亲和外地商人都来赶集,有时候据点里的日伪军也会到集市上采购蔬菜。集上人多手杂,可以伺机下手,事后也便于撤退。赶集前的晚上,我们脱掉军装换上便服,脸上抹灰,头戴草帽,化装成赶集的百姓后向集市出发。由于是执行捕俘任务,需速战速决,除指导员一支短枪外,我们其余九人都没带武器。到达目的地后,安排两人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观察敌情,其余八人准备捕俘。等啊等,也不见鬼子的动静,大家都有点焦急。终于在十点来钟的时候,观察哨报告说出来了两个鬼子。我们顿时兴奋起来,摩拳擦掌准备行动。等到敌人快到跟前时,才看清楚是一个炊事员模样的鬼子和另一个鬼子兵。敌人进入行动区域,指导员一个眼色,我们一拥而上逮住了他们。那个鬼子炊事员倒还老实,可另一个鬼子兵又蹦又跳,还一口咬住三班长的指头不松口。指导员当机立断,将短枪塞进鬼子兵口中扣动了扳机。只听得一声闷响,鬼子兵就见了阎王。我们乘乱顺利撤回。经过审讯,得知据点里兵力不足,除了伪军一个小队,只有十几个鬼子兵。摸清敌情后,上级派正规部队的一个主力连队前来助战。我们带着反战同盟的人对敌喊话,伪军果然对天开枪。我们区中队一部和五连的两个排参加攻击,其他的人埋伏在敌军必经之路上准备打伏击。驻守据点的日本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仓惶逃窜,乖乖钻进了我们的伏击圈。经过短暂的战斗,鬼子被全歼:打死四个,活捉三个,其余的在攻击据点时被消灭;缴获机关枪一挺、迫击炮一门!初战告捷,使我们这些新战士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鼓舞,从中获得了宝贵的战斗经验。石马据点拔除后,被分割的鲁中抗日根据地东西南北连成一片,土地、人口、抗日武装迅速扩大,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此战过后,我被调往鲁中泰安军分区电话局当电话员,主要任务是架电话线、通讯联络。电话兵虽然不像在作战部队那样时时面临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但肩上的责任却比从前更加重大。

南征北战

一九四一年八月,鲁中军区成立野战部队,我所在的“电话局”归属由各地的“独立团”整编成的“四师”,我们这些电话兵根据需要被分编到各基层单位。我被分派到四师十一团(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二二七团)电话通讯排,仍然负责保障上下级单位的通讯畅通。当时的电话已配属到连一级作战单位,相较于在泰安军分区之时,这阶段我军的通讯设施已大有改观,但工作任务也相对繁重,责任也更加重大。从前的电话线都是东拼西凑型号不一,一个通言兵背不了多少米,效率低下,随着逐次对日作战的缴获积累,我们的条件也有所改善:东拼西凑的杂线换成了成捆的黑胶皮线,间或还有德国造和日本造。由于电线太粗,长度几公里的电话线一个精壮的小伙子都扛不动,每个工字型的线滚只能缠绕二三百米的电线,所以电话兵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有时候更需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接通被炸毁的线路,时时面临牺牲的危险。但我们通讯排的每个战士都视线路畅通高于生命,所以也从没有人因为危险而退缩,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在各个战场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本土遭受美军原子弹轰炸的绝望中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山东境内的日军签字投降已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其间十月,抗日战场上的硝烟未散,国民党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举起了屠刀,我军奋起反抗,将鲁中、鲁南等地区的抗日武装和新四军北上部队组成了一支新的野战部队,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以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军为执行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集结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在鲁南摆开决战架势,企图消灭我主力部队于临沂一带,我军决定避开正面战场,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一天晚上的十二点,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全军迅速北上集合,大军疾速出发,我们在排长的指挥下开始拆设备收电线,待我们收拾停当后驮上牲口,先行出发的大部队已在十多里之外,急行军追赶上大部队之后随从前进。第一天下午四点钟扎营、洗脚、吃饭准备干粮,做好夜行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可不要小看洗脚这个程序,那时我们的两条腿常常要和敌人的车轮子比速度抢时间,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跑”出来的!健康的脚就是战斗力和胜利的保障,长途行军跋涉后用烫水泡脚,既能有效缓解疲劳,又能预防脚底起水泡,这是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我们把煎饼和馍馍切成碎末装满干粮袋,边吃边行军。俗话说“兵贵神速”,我们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兵天将!摆好了架势踌躇满志妄图将我军聚歼于临沂的国民党军,突然发觉一夜之间“共军”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他们惊诧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三百华里之外的莱芜,和九纵一起在“燕子山”和“和庄”设伏,把李仙洲所部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团团围住,一夜全部歼灭!而此时,企图歼灭我军的国民党部队正在庆祝他们得到一座空城的“临沂大捷”呢!我们占领敌师部后,缴获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崭新的枪炮固然令人欣喜,但是让我们这些电话兵心动的还要属那些通讯设施,像牙签一样粗细的电话线非常结实,小小的一个圆滚就能放出去至少一公里的线路,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重,自然也就提高了工作效率,别说我们乐得合不拢嘴,就连政委和团长也帮我们“打扫战场”。经此一战,我们通讯排可以说是“鸟枪换炮”,一下子跨人了“现代化”。接下来,部队一鼓作气,三天三夜歼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所部五万六千余人,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那个李仙洲就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绝望地大喊“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的角色吧。)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遭此惨败后,在华东战场整整一个月都未敢出战。

莱芜战役之后,在临沂准备歼灭我军的国民党部队如梦初醒,急忙北上与李仙洲会合,伤筋动骨没了元气的李仙洲也向南集结,欲与之南北夹击,寻机报复。此时“国军”全面进攻变成了“重点进攻”。为了应对新的敌情,部队也做相应的兵力调整,我们归属王建安司令的“八纵”四师所属十一团,我仍然从事老本行搞通讯。敌人气势汹汹而来,欲报“一箭之仇”,我们转入山区坚持“蒙山抗击战”。敌军频频出动侦察,我们电话排的所在地不幸暴露,一般来说,通讯设施密集的地方就是指挥机关所在地,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这拾到的“宝贝”的。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引燃了我们宿营的房子,我们顾不上自己的安危,冒着浓烟烈火抢救通讯器材。此时,我已是总机班班长,由于总机比较笨重,拆卸麻烦,等拆卸下来后,四周已被烈火围得水泄不通,我顾不上那些,抱起总机冲出火海。器材是抢救出来了,但因为在有毒的浓烟中耽搁太久,我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战友们把我捆在马上撤出,上级送我到河北后方治疗,渡过黄河之后住院。此时已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了,经过近一年的治疗,我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出院归队,仍然当电话兵(此次负伤给我留下了终身残疾,受损严重的那只眼睛病情不断发作,折磨我大半生,终于在我离休后的几年里无法再维持下去了,不得不摘除眼球)。这时我们通讯部队已发展为三个排,一个排负责侦察,一个排负责通讯,我们负责电话。集结在河南休整的大部队为保证即将开始的“济南战役”无后顾之忧,五月份发动开封战役,歼敌三万九千余人。我们自然是架线、收线、架线、收线。虽然未到前线杀敌,但我们知道,胜利是用我们架起的电话线连接起来的。

清除了周边地区的外围守敌后,济南战役开始。我军分东西两个集团,一个负责攻城,另一个沿藤县菏泽一带负责打援。但由于攻城部队作战勇猛不怕牺牲,原计要打十五至二十天的济南战役仅用八天全歼守敌,其发展的迅速我们没料到,敌人也没料到。敌援军还未到达阻击阵地,济南已被解放,本来就在恐惧中观望的援敌再也未敢前进一步。济南战役结束后,我们原地休整待命。

淮海战役

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逐渐被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占领,为防止其残余的几十万大军南渡长江,造成“划江而治”的局面,中央决定发动“淮海战役”,将其有生力量聚歼于江北。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有优势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仍存有在长江以北一战扭转局势的幻想。孰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虽然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远不及他们,但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援,优劣立判!

为了顺利完成战略部署,我们昼伏夜行,急行军七个夜晚后于四八年十一月五日到达鲁南陇海线以北的运粮河一带(从临沂到江苏的古运河段)。我们从菏泽出发时已经是严冬,大家都换上了冬装,过河时只有辎重部队从临时架起的几十座浮桥上通过,作战部队择水浅可行之处徒步涉水。枪林弹雨深壕坚城都挡不住的铁军,冰冷刺骨的河水自然不在话下。此时,我已经是电话班七班的班长,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恶战,我们的人员也相应得到了加强,本班十三个人,十一个就是共产党员,所有兵员都是老党员和老兵,战斗力非常强。当时的共产党员在作战部队中是绝对的骨干,不怕牺牲,作战顽强,思想觉悟高,战术素养好,真正是急难险重争着上,名誉功劳抢着让,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一个部队有了党员就有了主心骨,何况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

过河后不久后即与敌接战,我团所属的三营是攻打黄百韬兵团所固守的“碾庄圩”的突击营,其中的八连又是尖刀连。我带领两个老战士配属到三营随八连上前线,负责保障电话通讯。我们扛着线,在炮火的间隙中时而隐蔽、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起飞奔,跟随我的两个战士被机枪打伤了腿,仍浑然不觉,猛跑了二百多米后发现他们满腿是血,停下来知道是受了伤。不知道的时候行动无碍,一发现受了伤就立刻走不了路了。完成任务后营长又把通讯班的两个战士补充给我,我继续带着他们在掩体、弹坑和枪林弹雨中跳跃穿梭,电线打断了再接,战友牺牲了再接着补上……淮海战役中的六十五天间,我所在的电话班始终和作战部队战斗在最前线,冲锋突击,防守阻击……进出之间,我们先后共有十八人的通讯班,只剩下我一个健全,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负伤。昨天还在一起说说笑笑,明天就阴阳隔世,那份伤痛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早就置生死于度外,我是时刻准备与他们再次相会的,所以无所畏惧,哪里有情况就往哪里冲,哪个任务险,重任抢着挑。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排长不再让我上前线,坚决要把我调到二线部队,理由是“要留颗种子,老兵都打光了新兵没人带”(我们当时的一、四、七班是骨干,我是七班班长)。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响后,我就只能在二线部队工作,目送着战友赴前线默默为他们祝福。有的回来住进医院,终身残疾,有的再也没有回来。与他们相比我是幸存者,我后半生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烈士们也有妻儿老小,父母兄弟,但他们却倒在了胜利前夕,再也无法看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胜利成果,没法和骨肉亲人在一起享受他们所追求的幸福!每想到这些,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的幸存,是组织的关怀,我只有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无畏,才对得起这份关爱!

淮海战役的六十五天消灭蒋军五十五万,国民党江北的有生力量一战被歼灭殆尽,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

霓虹灯下的士兵

淮海战役之后,我军经过充分的准备,在千里长江上“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夜之间,国民党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军舰、岸上有大炮碉堡的“立体式”“固若金汤”的“天堑”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攻人伪“总统府”,宣告了腐朽没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垮台。我们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激励下,不顾疲劳,直扑丹阳剿灭残敌,继而挥师上海,打响了解放上海的战斗。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敌人在外围及城市街道上修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和碉堡。由于上海是经济和金融中心,战前又严令不能破坏城市设施,不能用重炮轰击,我们只好硬攻。敌人在地堡外挖出很深的壕沟,里面插满了竹签,一个突击排的战士冲上去却无法越过壕沟,立刻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壮烈牺牲!血的教训激发出了战士们的智慧,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在长竹竿上绑上手榴弹,顺着竹竿将拉火线接长,等到竹竿伸迸射击孔时拉火,这样一来,反而提高了爆破的准确度。敌人一万多个碉堡,就是攻城勇士这样一个一个给“抠”下来的,战士们称之为“抠螃蟹”战术。经过艰苦的战斗,我们用鲜血铺就了进占上海的通道,解放大军分八路进城,我所在的部队进占杨树浦区公安局。人城前,部队反复学习《人城守则》,从干部到战士都熟知其中内容。大军无处宿营,只好在大树边、屋檐下、台阶上睡觉。当黎明的钟声唤醒新生的上海,人们推开窗户,走上街头发现到处都是军衣湿透、搂着抢、枕着战友的大腿熟睡的解放军战士,严明的军纪很快赢得上海人民对解放军的信赖。但说句实话,连续征战未曾得到好好休整的解放军实在有点“惨不忍睹”:粗衣布鞋,蓬头垢面,被汗渍反复浸透的军装散发着阵阵酸臭味,女人们经过我们身边时都捂着鼻子走。短暂的休整期间,我们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胜利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所反映的情况一点都不夸张。全体指战员在党的教导下早已有了较高的思想觉悟,大家都是抱着解救上海人民的信念而来,没有想过怎样享乐,这样的行动就再好理解不过了。不久,我们撤出上海城在川沙县驻训,其间亲历了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狂欢之时的我们并没有忘记还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台湾,天天在海上训练无线电通讯,边学习边在训练中检验所学的成果。将士们摩拳擦掌,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待毛主席党中央一声令下,就厉兵秣马杀向台湾!五〇年十月一日,我们随大部队返回上海参加建国一周年庆祝游行,之后撤离上海,乘火车回山东滕县驻训,严令不许写信、通讯,一个多月后,全体开拔到东北辽宁抚顺,大家才知道是要入朝抗击美国侵略军,保卫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当得知美帝国主义第七舰队侵略台湾进驻台湾海峡,又纠结所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企图围困新中国时,身经百战的全体解放军将士义愤填膺,群情激昂,纷纷表决心请战,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为之奋斗的新中国!

跨过鸭绿江

入朝之前,整装待发。由于我们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所有带有解放军、八路军标志的物品全部要求留在国内,参加革命以来的所有纪念品因此而失落殆尽。我们被编在二十六军,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跨过鸭绿江进人朝鲜境内,之后顺江而行,翻山越岭疾进。为了达到出其不意击敌的目的,我们白天在雪地里隐蔽,晚上向目的地行军。每晚保持一百二十华里的行军速度,克服重重困难到达指定地点。在志愿军司令部的精心部署和英明指挥下,夸下海口“一月解决朝鲜战事”的美军钻人我军布下的口袋,遭到重重包围。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大部分敌人被歼,但由于我军缺乏重武器,急行军后勤无法得到保证,战士们用步枪手榴弹和敌人的重装坦克相搏,打光了子弹后又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钢铁怪兽,虽然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打击了骄狂的“联合国军”,但未能全歼美王牌“陆战一师”,是我们入朝参战的最大遗憾。此战未能获全功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我们的切肤之痛,由于通讯设备落后,又加上异国的深山野岭冰天雪地,极大地影响了通讯效率,协同作战大打折扣,此时的我已脱离了“电话兵”铺架外线的老本行,负责师团级间的无线联络。但山大沟深,无线电讯号极不正常,山与山之间基本无法联络,想到战友们在冰天雪地中用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敌军激战,恨不能立刻操起老本行亲自赴前线铺架有线电话。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和通讯设备稍好一点点,美军“陆战一师”这只“煮熟的的鸭子”是不可能飞掉的。

“长津湖之战”中,我军隐蔽时严守纪律,作战时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给美军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们这样描绘“恐怖”的战况:刚刚还死寂无声的冰天雪地里突然跃起无数的雪人,他们徒步涉过冰冷的河水向阵地扑来,象“圆木”一样不知伤痛不怕牺牲,在凄厉的喇叭声中(指我军的冲锋号)从四面围上来……战友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垮了“钢多气少”的敌人,但由于后勤保障的困窘,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埋伏时因冻而牺牲或致残,在敌人绝对优势的火力下倒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令人伤痛不已!他们牺牲了,我们继续前进,不管条件有多艰苦,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是帝国主义还威胁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由于天寒地冻加上缺医少药,十二月部队进至一个叫“马占里”的山村后我就发起了高烧,随即昏迷不醒。因为前方医疗条件太差,作战部队又不能负担更多的伤病员,我和五个伤病员被安排在一个无人的“窝棚”里等候收容队收容。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五个人中的两个已经永远告别了人世,我们几个挣扎着爬出窝棚被收容队救起,经检查确诊为“登革热”。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锻炼出了坚强的体魄,很快就病愈归队,回到师留守处教导队。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在朝鲜的永兴回到老部队继续无线电工作,三次战役结束后,于一九五二年五月间奉调回国。先期归国的我们并没有像影视作品中一样戴着大红花经过松枝搭成的“凯旋门”接受万众欢呼,由于还是作战时,一切都处于保密状态。我们到达丹东后,一夜之间全部由志愿军服装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服装。驻地老乡问起参战情况,我们都守口如瓶不置一词。

入朝参战的三年间,亲身经历了与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敌人的较量最终打败了他们,凭的是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亲眼目睹朝鲜人民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仿佛又回到日寇在中华大地上横行的时代,深感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伟大。我们不惧强敌,英勇作战,使自鸦片战争以来逢战必败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一跃而成东方巨人,为我国建国后几十年的和平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复兴的奠基礼一点都不为过。男儿一生逢此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哪怕埋骨异国战死他乡虽死犹荣!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感言,相信也是无数志愿军士兵和英烈在天之灵的心声!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同志的遗骨至今还留在朝鲜,见证着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情怀!这样的情怀,那些只知道谋一己之私的卑劣小人是无法理解的——近年来,有些人以研究历史为名,行污蔑毛主席共产党之实,说什么抗美援朝是毛主席“最大”的决策失误,耽误了和平建设的大好时机,恶化了新中国的国际环境。闻听此言,怒火满腔,恨不得提枪上阵!这股逆流,是在玷污毛主席和共产党,也是在玷污万千志愿军先烈!他们的目的是绝不会得逞的!

屯垦戍边大西北

经过短暂的整训后,我部到山东烟台驻守。我时任机枪连副指导员。经过考试选拔,我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昆明步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归队,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组建,我们整体归属工程部队,参与到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潮中。文革初期,驻守在敦煌的农建十一师向总政要人,要求选派得力的军政干部加强领导。总政治部把这个任务分配到济南军区,接到命令后,军区选调了二百三十多人组成工作队支援西部。听说是农垦部队,我们当时都有点想不通,但得知“军人身份不变,军装不换”后稍感安慰,再加上多年来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即使是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也从不含糊,于是告别了战友踏上了西行的征途来到驻地。但见茫茫戈壁,漫漫黄沙,大有“出塞戊边”的悲壮,深感无论江南塞北,海疆沙漠,哪里都是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都要战士来守卫。可是住下来以后,除了我们这些新来的军人外,再无一人穿军服,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出操、训练,开饭前先齐声唱歌,其他的人象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再也没有接到调令,大家也只好“人乡随俗”,悄悄地含泪脱下了伴随自己走过人生最美好年华的军装珍藏起来。我们从军人变成了老百姓,心里纵有一万个不情愿,但一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所有的委屈就一扫而光,就这样在西北扎下了根。一九七一年十月被调到嘉峪关市任百货公司副经理,投入到这座新兴的戈壁钢城的建设事业中,并在这里光荣离休。

离休以来,在组织的照顾下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伟大时刻,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我们这一辈人,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见证了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饱受欺凌到繁荣强大的过程,并为此奉献了一份微薄的力量,这是党和祖国给我们的光荣。我们从奴隶到主人,我们世代生息的家园从满目疮痍变得繁花似锦,还有什么能比它更让一个人感到自豪和幸福?回顾走过的历程,是为了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遭受的屈辱,更是为了铭记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光荣,并把这种不甘屈辱创造光荣的优秀品质代代相传!

(本文由编写组根据姜来惠同志口述记录整理)


跟着红旗英勇冲锋


——宋天明同志回忆录

苦难童年

一九二九年,我伴随着苦难降生到山西大同县许堡乡下庄村。家里无房无地,几代都是雇农,在别人的土地上耕作。付出生命的全部勤劳,还得看人脸色等待东家的“赏赐”来讨生活。那个年代,活着都很艰难,做人的尊严根本就是奢求。我们一家六口人,父母、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我,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煎熬。不仅我们家,大伯家也是如此。虽说是一家人,但常年难以见面。在我的记忆里,大伯是那样陌生,几乎想不起他是否对我们有过慈爱,唯一留下印象的,是一个冬天的傍晚,衣衫褴褛面容苍白的大伯回到了那个叫做“家”的破房子里就躺下了,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一个星期就去世了——在外扛了三十年的工,直到无法劳动才回到家休息。这七天,大概是大伯一生休息最长的时间,也是我们相聚最长的时间!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哪个孩子不想依偎在父母温暖的怀抱?谁家父母不想儿女绕膝承欢?可是,那个时代剥夺了我们本应享有的天伦之乐!因为孩子太多养不活,大妹妹早早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从八岁起就给地主放牲口,十一岁起当小长工。十二岁那年,听同村的人说煤矿上挣钱多,就和他们结伴到大同煤矿去做苦力。到了大同,才知道那是小鬼子开的煤矿。这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小鬼子好不容易等来了劳动力,怎么会轻易再放走我们!连推带打被赶进一个人字形的大棚,就算是安顿了。长长的大棚里,靠两边搭着通铺,我们几百人像木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码在一起。住处不通风,卫生条件极差,吃的又是半生不熟的棒子面、高梁面,很快就有不少人上吐下泻。小日本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稍有疏忽,就招来一顿毒打,就连点名时也不放过欺辱我们的机会:手里提个棍子,点到谁头上“口邦”就是一下,因为我个子最小,排在最后一个,可恨的日本鬼子点到最后为了表示结束,敲得格外狠,一下子就把我的头敲破了,鲜血直流,毫无人性的小日本还看得哈哈大笑。我的头上至今还留着深深的疤痕。

由于超负荷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极差,很快就爆发了传染病。和我一起来的堂哥不幸被传染了。日本鬼子不但不给他治病,还欺骗他说放他回家。一个上了年级的工友悄悄告诉我堂哥被扔进了万人坑(煤矿上累死病死和半死不活的工人都被扔在这里),我偷偷跑去想把堂哥救出来一起逃跑,可等我赶到时,悲惨的场面几乎吓晕了我:堂哥已经被一群野狗开膛破肚血肉淋漓!疯狗们红着眼睛瞪着我,我一边强忍住呕吐,一边哭着往回跑!狗日的日本鬼子,这个血仇我一定要报!趁着夜色,我瞅准了运煤的火车出站时减速的空当,扒车钻进煤堆里逃了出来。当火车行至家乡附近时,我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只有一个念头:回家,见过父母后就去当兵打日本报这血海深仇!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乡亲们发现了昏迷的我,把我抬回了家。堂姐赶过来照看我,脱下我身上当做“衣服”的羊皮一抖,地上落了一层虱子。大家看着我瘦骨伶仃的样子,听着堂哥惨痛的遭遇,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泣不成声……我们同去的伙伴,有的死在了矿上,有的被运回日本当劳工,至死也没有埋骨家乡。在那个万恶的时代,反动政府、地方军阀和日本鬼子的多重压迫下,老百姓的一条命还不如一条狗!想起毛主席讲的“三座大山”,那是再贴切不过。我们和全中国广大的穷苦百姓一样,在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除了奋起反抗,别无活路!

参加革命

一九四二年伤好以后,我加入了儿童团,在晋察冀抗日边区五分区的党组织领导下站岗、放哨、侦察和报告敌情。一九四五年六月,母亲亲自把我送到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上参军(母亲是地下党员),我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那里是深受日伪残害的“重灾区”,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时不时的进村“扫荡”,抢东西、烧房子、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简直是无恶不作!年轻一点的女性整天提心吊胆,一听见鬼子出动的消息就远远地跑出村子躲起来,乡亲们也把仅有的几只下蛋鸡赶紧捆起来藏进水沟。青壮年也成了日本鬼子“扫荡”的对象——由于缺乏劳动力,凡是被他们发现的,全被抓走了。更残忍的是为了防止逃跑,他们用八号铅丝直接穿透锁子骨把抓来的人连在一起带走,这些人的命运,和我们那些被骗到煤矿上的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尤其让人痛恨的是那些无耻的汉奸!这些村子里的地痞流氓和地主子女,为日本鬼子搞颠倒黑白的“王道乐土”宣传,并为他们带路抢粮食祸害老百姓。我们区小队就针锋相对袭扰敌据点、抓汉奸、打游击。别看我们区小队规模不大,但对汉奸鬼子也是很有力的威慑——我们队上有几个武林高手,攀墙越壁如履平地。当时的山西,处处活跃着这样的英雄。被逼无奈的老百姓,用原本强身健体修心养性的武术来反抗强加在头上的杀戮,他们杀鬼子、除汉奸,功勋卓著威名赫赫!汉奸地痞畏之如虎,据点里的鬼子一到晚上也龟缩在炮楼里不敢轻举妄动。在对敌斗争中,我也很快成长起来:一九四五年三月,我被编人晋察冀边区五分区十四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一九四六年六月晋北野战军成立后,归属独二旅三十六团二营)!由于日伪的兽行激起了民众的仇恨,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引导,侵略者很快即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和中国军民的打击下,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了!深受残害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畅想着和平降临的幸福生活。

晋北战役

短暂的安宁很快就被战争的阴霾笼罩,为了消灭在抗战中不断壮大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对我边区的疯狂进攻。傅作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我们虎视眈眈磨刀霍霍,阎锡山这个山西的“土皇帝”,在共产党八路军英勇牺牲帮助他得以在日寇的侵略中苟延残喘后,也向我们举起了屠刀!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贺老总的亲自指挥下,我们决心奋起反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和教训!我晋北野战军因此发起了著名的“晋北战役”。

当时,在山西经营多年的阎锡山占据着从大同至忻州间北同蒲铁路沿线的十二个城市,将它们划分为“北岳”和“关南”两个区,驻军总兵力达五万多人。不仅如此,这个“土皇帝”还冒天下之大不韪,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批原侵华日军改头换面为“特务团”、“保安队”,作为骨干兵力配置在重点、支点上,粮饷特殊优待,士兵都予以尉官待遇,官佐委以高衔重权,穷凶极恶地执行“反共”政策。

我晋北野战军针对敌军战线较长、配置分散、山头繁杂、矛盾重重等貌似强大实则弱点明显的特点,决定在战役过程中集中兵力、逐个拔点、逐段歼敌,变总体弱势为相对的优势,变全局被动防御为局部主动进攻,取得战役的胜利。

战斗首先在朔县打响!朔县地处敌北岳区南端,既是敌战争体系中的中间一环,也是北岳与关南两区结合部,约一千三百人驻守。我所在的晋北野战军独二旅三十六团和雁门军区第三团、第一团一部担负攻城任务,同时,游击部队破击北至岱岳、南至宁武与忻州间的铁路并打击沿线据点,阻敌增援,使攻朔如“瓮中捉鳖”。我们在当地群众支持下,预先深入朔县县城周围勘察地形,侦察敌情,在野外进行爆破训练,利用山崖演练攀城,绑扎了大批云梯勾索等攻城器械。完成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后,六月十七日零时三十分,我们在浓密的夜色掩护下,隐蔽运动到朔县县城下。攻城部队突然竖起云梯,神兵天降般地出现在城墙上,刀刺枪打,还在睡梦中的守敌大部被歼,剩下的四散而逃。我军先期夺取了城西北角后,以此为据点迅速扩大战果,在居高临下的火力掩护下,战士们仅半小时就冲人城内,钻进敌人的“肚子里”左冲右突!人城部队一面向纵深发展,一面配合其他方向内外夹攻。敌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很快陷入慌乱之中。攻击北门的部队在我登城部队的策应下组织爆破,我团一个叫张八的爆破英雄接连炸开两道城门自己却毫发无损,不到一小时,主力几乎全部人城,向街心制高点钟鼓楼和敌县公署、公安局及指挥部攻击。至十七日凌晨,我军全部占领朔县县城,全歼守敌,活捉敌团长、县长。首战告捷!

接下来,按照贺老总的指示,南下再战宁武。宁武属敌关南区第一城,守敌约一千四百人,城周筑有碉堡和护城墩,在北面的大河堡及东面的宁武车站驻有两个连,防守体系健全,易守难攻。在独二旅旅长唐金龙、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孙超群的指挥下,我们于六月二十九日夜晚冒雨接近城周据点发动外围战斗。战友们先后袭占大河堡、车站,肃清了外围守敌,然后组织爆破,扫清了城周的碉堡、护城墩等攻城障碍,宁武守敌四面被围,已势成“关门打狗”!三十日夜,我军发起攻城战斗,战士们士气高涨,奋不顾身,攀城墙,炸城门,杀声震天。我军强大的气势吓得守敌心惊胆寒,接战不久就弃城溃逃。此战除三百多人脱逃外,其余守敌被全歼。次战再捷!

七月一日,周士第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率晋北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宁武城。部队一边休整,一边针对两次作战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在攻朔战斗中,由于个别部队为了解决部队给养,擅自没收了一些粮店、面铺、商行的物资,甚至于个别干部战士违反群众纪律擅取百姓财物,造成了恶劣影响。贺老总给晋北野司发出了《对攻朔部队违犯纪律的训令》,严厉批评部队 违纪现象。野司遵照训令展开了深入的检讨,责成攻朔部队组成工作团,返回朔县调查违纪现象,逐户退还擅自没收的工商企业的财产,并赔礼道歉,严惩了个别违纪人员,并在所有参战部队和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了思想教育。记得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们全体战士冒雨列队集合,席地而坐。一位副连长因为吃了老百姓家的一只鸡,要被执行纪律。贺炳炎副司令脸色铁青,对着全体战士怒吼: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来自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抢老百姓的东西,与土匪何异?……贺副司令亲自执行了枪决!这次整训,在全体干部战士心里引起了极大震动,从此彻底杜绝了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同时也相应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七月八日,周士第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率部抵达崞县附近,不久,晋察冀野战军第十一旅也抵达崞县附近,加入晋北野战军战斗行列。我晋北野战军更加兵强马壮,决定乘胜攻取崞县县城。崞县县城位于大同至太原公路上的崞阳镇,守敌二千二百七十人。我所在的独二旅担任主攻,周士第司令员颁布了严格的人城纪律,严令杜绝朔县违纪现象的再次发生。七月十一日晚,攻崞战斗打响。我们迅速扫除了外围碉堡后开始攻城。所有的轻重机枪、掷弹筒以及追击炮和山炮,按照射程的远近在三百至七十米内统一部署。只听得一声令下,地动山摇,弹雨向城头一泻而下,守敌死伤惨重,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火力,爆破组、突击队踏着硝烟扑到城下。我所在的三十六团以四个连队爆破组连续爆破,但见火光冲天,烟雾弥漫,射击声、爆炸声震耳欲聋。密集的爆破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仅仅十分钟,北门的两道城门就被炸开了,我攻城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进了县城,搅得敌人阵脚大乱。在我团的迅猛冲击下,守敌首尾不能相顾,第十七团乘势夺取了西门鼓楼,第二十一团也从西门南段胜利登城!守敌全线溃败,大部被歼,弃城而逃的残部出城不远又被我第十一旅警戒部队和独二旅侦察队消灭。此战全歼守敌,俘敌八百,我军只伤亡七十多人,以较小的代价夺取了重大的胜利。三战又捷!

三战三捷,贺老总欣喜,毛主席赞扬“攻崞经验甚好”,并指示通报其他地区学习。

晋北野战军连续攻城得手,为长期处于运动战、游击战的我军积累了宝贵的攻坚经验,在以后的战略反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也在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自信心和勇气被空前激发,常常在战斗中不惧枪林弹雨迅猛冲锋。战士们的勇气凝聚出了部队的气质,几次接敌,都是准备充分,一经打响,势不可挡,所有环节都紧密相扣,几乎使敌无还手之力,只能坐以待毙引颈就戮!战斗中,敌人常常未战先怯!

七月中旬晋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逼近忻州。由于忻州位居要冲,为太原锁钥,又是敌关南区总指挥部所在地。攻之所急,必会引来太原守敌的增援,基于上述判断和针对守敌势众的形式,野司迅速确定了“围点打援”的战略,一场恶战即将在这里展开!

阎老西把日军占领期间修筑的城防工事又不断加固完善,配以重兵防守,并且把他收留的日军少将今村也安排在这里指挥;忻州外围,又将三分之一的兵力按品字形配置,每处数百人至千余人;城周数百米内构筑了大批护城碉堡,每个碉堡能容纳约一个排的兵力,火力配备也非常强;在据点、碉堡和城墙外都挖有深宽各丈余的外壕和护城壕,壕内灌注泥水;据点、碉堡与城内暗道相通,极有利于相互联络、支援;地面开阔处铺设了大量绊雷、拉雷、触发地雷。就这样,还嫌不够安全,又在忻州高大坚固的城墙头架设双层电网,筑起掩盖工事,城角突出部配备高高低低的火力点形成交叉火网,城西门、南门均被封死,只留东、北两门进出,是个名副其实的“乌龟壳”!布置完了城防,他还是忐忑不安,又下令枪毙了失朔城只身得脱的朔县指挥李义龙,禁闭了连丢宁武、繁峙、代县、崞县的第四十师师长王乾元。最后又急调两团援兵增兵忻州,才算是安下心来。

可是他没有料到,设围忻州,只是一块香饵,他的援兵正张开大嘴向钓钩扑来:当敌增援部队进至平社时,遭我打援部队迎头痛击,敌军次日凌晨向南窜逃,刚好钻进我团预先布置的“口袋”!两记重拳打得敌军丢盔卸甲作鸟兽散,除敌师长许鸿林等二百多人逃脱外,其余两千多人被歼,缴获三门山炮和大量辎重物资。“钓鱼”成功,其他“鱼儿”止步不前,“乌龟壳”里的敌军惶惶不可终日,孤注一掷向外突围,阎锡山又派飞机空投给养、扫射轰炸。敌变我变,“围点”改作“拔点”——七月三十一日夜晚,冒着倾盆大雨,我军各部队从预定方向出敌不意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肃清南关之敌并拔掉了城外许多碉堡,敌军“品字形”部署被打破。但雨越下越大,给部队机动造成巨大困难,延误了最佳攻击节点,攻城部队接近城墙时已天色渐亮,将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野司遂命部队撤出战斗休整待机。回撤时敌机前来“示威”,反被第十一旅战士用机枪击中,迫降在城西我军驻地附近,两名飞行员伤重毙命,飞机却基本完好。大家饱受这“恶鸟”欺凌,都想看个究竟。意外的战利品冲淡了攻城不利的沉闷气氛。

我军在总结经验教训后重新调整部署,于八月十一日夜,再次发起攻击!我们接连摧毁了数个碉堡后突破敌外围阵地,勇猛攻击前进,但关键时候又降大雨,部队进攻被迟滞,天亮时不得不再次撤出战斗。与此同时大同战役打响,我所在的独二旅和前来增援的部队奉调北上大同。贺老总认为晋北战役开始的五十多天里,已经收复了九座城池,歼灭阎军八千六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五千多支、炮二十门,用轻武器击落敌机一架;切断了大同、太原间敌军的联系,控制了忻州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之敌陷入孤立,战役任务基本完成,八月十五日晋北战役结束。

转战陕北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对敌军事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我所在的独二旅归建第三纵队,并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初人陕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我被编人三纵七师二十团二营四连任排长,亲身经历了那段艰苦卓绝却又令人终生自豪的光荣岁月!

我们人陕前,保卫延安的战斗已经打响。我西北野战军经过青化砭、羊马河、盘龙等战役,歼灭了胡宗南部大量有生力量,敌军初人延安时的嚣张气焰已不复当日。为了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黄河挺进豫西,我西北野战军于八月六日发起了榆林战役。榆林为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西与宁夏的马鸿逵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军队在绥远、陕西的重要据点。当榆林被围后,胡宗南指挥八个旅急速北上。我军由于缺乏攻坚的重武器,首攻未果;加之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增援部队与守敌合流后已不宜再强攻,且钟松部另外两个旅由榆林经归德堡南下抵达镇川堡,妄图与刘勘所部夹击我军于榆林、米脂、佳县间的三角地区,我军遂撤围榆林。八月十六日,两敌进至相距百里左右,居中的乌龙铺地区中共中央机关处于危机关头。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万无一失,我所在的三纵奉命火速赶往乌龙铺、曹庄一带,截击向北进发的刘勘之敌,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纵队首长下了死命令:“那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半步”。十八日乌龙铺一日一夜激战后,来不及休息,又冒着瓢泼大雨,于十九日一路急行军至当川寺,顾不上长途奔袭的疲劳,迅速抢占战地制高点。我一口气第一个冲上山包进入阵地后,突然感觉胸口剧痛,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此时,我们的身后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人人抱定了宁可牺牲自己也决不让敌人前进半步的决心,哪里顾得上自己的伤痛!许光达司令员大声喊道:中央机关若是损失一根毫毛,我三纵全体官兵,决无生还之理!我们前有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主力,背后就是葭芦河,背水而战,已是“置之死地”。虽然战场形势极为不利,但我 们有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理想和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牺牲生命的决心,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集团冲锋的敌军密密麻麻漫山遍野,仗着优势火力像喷吐钢铁火舌的猛兽一般向山上扑来,我们密集的手榴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敌人头上,战士们的枪口喷射出愤怒的火焰。敌人冲上一批,打退一批;我们牺牲一个,顶上一个……子弹贴着脸皮飞过,弥漫的硝烟中夹杂着血腥的气味。眼见情势危急,部队首长组织突击队发起冲锋,勇士们如下山猛虎,打到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士兵多人后安然返回。两天两夜,刘戡三个旅被牢牢地钉在距钟松三十多里的当川寺未能前进一步!而就在这两天两夜间,兄弟部队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两个整编旅,毙伤俘敌六千余人,俘敌第一二三旅少将旅长刘子奇,刘戡见势不妙,连忙掉头逃窜。党中央毛主席转危为安,沙家店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终!我们三纵顽强的阻击,全体指战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扭转了陕北战局,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我西北野战军从此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进攻。随后发起的黄龙、延清战役,吹响了我西野反攻的号角。我们奉命攻取延长、延川,十月的天气,已经是寒风刺骨了,但战士们全然不顾冰冷的河水,扔掉全部行李渡过无定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守敌,并于十月四日完成了对清涧城的包围。清涧城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南,扼守咸榆公路,四面环山绕水,连同城西的笔架山与城东北部的制高点一起构成天然屏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敌军在城周筑有大小碉堡五十余个,以交通壕相连接,并设有各种障碍物,敌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率师部及一个旅据险固守。为了万无一失,彭老总亲临前线部署作战。他个子不高,但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沉稳的面容不怒自威,手里拿着一个大号望远镜,仔细观察战场每一个细节,指示攻城部队“做好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兵器突破一点,割裂敌阵,协同作战,先弱后强”。按照彭总的部署,从六日至九日间,我们开始“清扫外围”,守敌十余处据点被攻克,扼守战场的笔架山高地也被我们牢牢掌握,敌人的末日快要来临了!十日晚,彭总又临前线,不顾个人安危进至前沿,气定神闲地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密切注意着战斗进程。乘着夜色,我们在晋北战役中屡建奇功的爆破英雄又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城东门、北门,我和战友们一跃而起扑向突破口。迅猛的冲锋没有给敌人一点喘气的机会:被爆破震晕的守敌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我们的俘虏!攻城部队由城东、城北两个突破口源源不断投入城内,敌军大势已去。十一日凌晨胜利结束战斗,敌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也成为我们的阶下囚。黄龙、延清两战役,我军内外线部队紧密配合,以较小的代价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攻克和收复延长、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一度解放了黄龙、白水、韩城、宜川等城,为以后主力南下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至十月底,我们奉命北上二打榆林,但因为敌飞机参战,不断通过空投等手段向被围之敌和增援敌军补充物资,长期消耗不利于我军作战,在取得歼敌六千余人的战果后,我军撤围榆林,开始了西野著名的“整军运动”。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军的要求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不仅要英勇作战敢打必胜,还要很好地宣传、执行党的政策。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迅猛发展,部队也不断壮大成长,特别是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 (从国民党部队中解放过来的士兵),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为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思想觉悟,适应新形势下的革命斗争,全军普遍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从班排到连营、到团,都召开各种诉苦会,官兵同诉,军民同诉,把积存在内心深处所受的苦难尽情倾诉出来并开展“挖苦根”、“找苦源”。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认识普遍得到提高,由个人苦归结到整个阶级的苦,由地主恶霸的罪恶归结到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最后认识到“总苦根是老蒋”,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劳动人民才能彻底翻身,彻底明白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提高了觉悟的指战员们,自觉进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整”运动,边查边整、边整边查;紧接着开展的“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三大民主”运动,把整军运动同部队的练兵、杀敌立功运动密切联系,把阶级觉悟和“为人民而战”的崇高理想落实到了每个战士的实际行动中。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大批解放战士政治觉悟得到提高,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更加密切,我军如虎添翼,上下万众一心,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一九四八年二月起连续发动的宜川战役、黄龙山战役、陇东战役中,广大指战员斗志旺盛不怕牺牲,歼敌五万余人,并于四月二十一日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

挥师西进

收复延安,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的信心,西野得胜之师挥戈南下,接连发动了西府、澄合、荔北和冬季数次战役。西府战役由于我们对“马家军”骑兵的战斗力估计不足,遭受了较大的损失,胡宗南认为“好日子”要来临了,纠集了数倍于我的兵力向根据地反扑,进逼澄城、合阳地区。我军决定结束休整于八月八日发起澄合战役,歼敌近万后向敌反攻。胡宗南集团为阻我大军继续南下,在大荔、蒲城一线纠集七个师的兵力构筑防线。我军又部署发起“荔北战役”,决定对敌“突击分割,各个围歼”。我所在的三纵受命和四、六纵队围歼敌十七师,并于十月六日拂晓发起攻击。敌军在我突然袭击之下溃不成军,仓皇南逃,敌三十八师又成为我军盘中餐,残部向西南溃逃,沿途遍布溃敌的各种轻重武器,到处都是举手投降的俘虏。我们像猛虎驱羊般追击、追击!我和战友们咬住一股残敌紧迫不舍,不知不觉中,大部队已经离我很远了。几十人的敌军如惊弓之鸟,全不顾身后只有一人追击仓皇逃窜。逃到一座小山上时,敌人回头看到只有我一人追击,开始居高临下反击。我连忙卧倒射击,许久也不见后续部队跟进,只好边打边撤,敌人又反过来“追击”我。撤退途中又遇到了一名战士(是我们刚刚“解放”不久的),心想终于有个相互支援的战友了。眼看敌军越追越近,这个“解放战士”竟然撕掉了自己的臂章要投降。我怒不可遏举枪就打(我是排长,有权执行战场纪律)。他一缩脖子,帽子被打飞了,只好又跟着我撤退。好在敌军不敢太嚣张,追了不久即回去了,我们安然回到了部队。(那时候“解放战士”非常多,为了安定人心,也是为了保护那个和我一起追敌又被敌追的“战友”,我再没有追究他的思想动摇,后来,他也成了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恼羞成怒的胡宗南又调集九万余人和飞机坦克向我军反扑。我军一面就地展开防御,一面组织有效的反攻。十月十二日,我们三纵和一、二、六纵奉命出击,强渡洛河后攻敌侧背。敌军在我迅猛的攻击之下全线溃逃,任凭其长官枪毙督战也无济于事。溃逃之敌进入我军预设的火力带,在强大的炮轰打击之下损失惨重,三架飞机和两辆坦克被击毁。胡宗南孤注一掷,把全部兵力都投进了战场,被分割包围的敌军又集结到了一起。面对战场形式的突变,我军立即改变战术,用少量兵力就地展开阻击,主力撤至有利地形进行防御。敌军先由飞机俯冲轰炸扫射,继以密集队形强攻,许多阵地反复展开“拉锯战”,战士们在最后关头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人。我所在的阵地也不例外,密密麻麻的敌人倒在我们的战壕前,密密麻麻的敌人又接着涌上来。我杀红了眼,怒吼着射击、射击,身边的战友不断倒下,可敌人总也杀不完,我也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关键时刻,一名连干部或许是为了保存战士们的生命,竟然擅自发出了撤退的错误命令。我们的防线一旦被突破,身后就无险可守。我怒不可遏,也顾不上以下犯上,一枪托就把他砸倒在地上,“你敢擅自撤退,老子就毙了你!”战士们至死不退,他也反身加入了战斗。我们终于坚持到了“交替掩护撤退”命令的下达,可我们也只剩下几个人。许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就长眠于那块被鲜血浸透的山坡上,我和那位被我打倒的领导都幸存下来了。我是准备和烈士们做伴的,可我偏偏就活了下来。(从晋北参军以来多少次战斗,我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从来都是冲在最前头。我是个苦孩子,所有的“文化”算起来就是在部队上识的字和听到的革命道理。但我亲身体会到,参加了革命队伍之后,我才有了做人的尊严和乐趣,这辈子就跟定了共产党,红旗指到哪里,我就冲到哪里。不怕死是我唯一的所长和“财富”,我只有以此来报答党和人民。)黄昏后,我们和大部队会合,安全转移并进行休整。至此,荔北战役结束,我军歼敌近三万,缴获无数。

荔北战役结束不久,淮海战役爆发。为了牵制胡宗南集团不使其增援淮海战场,同时也为了保证西北野战军能顺利进行冬训,西野决定发起冬季战役。荔北战役中遭受沉重打击的胡宗南“打肿脸充胖子”,师改军旅改师组成三个集团在咸阳和西安一带进行所谓“机动防御”。十一月二十日,我军一、四纵队和警备旅、骑兵旅组成的右翼兵团向铜川和耀县发起攻击引敌西援,我们三纵和二纵六纵组成的左翼兵团隐蔽集结于洛河两侧准备“打援”。但吃够了我军“围点打援”苦头的敌人十分狡猾,快要接近伏击阵地时发现苗头不对立即沿河岸构筑工事固守,伏击战变成了攻坚战。二十八日拂晓,我军渡过洛河强攻敌军据守的永丰镇,敌军龟缩在一个高大的“土城堡”中向我军疯狂射击,攻击受阻。几次爆破不是因为守敌火力太猛就是由于炸药包威力不足而失败。情急之下连长指定我担任爆破手。早在晋北战役的时候,我们就练就了一身爆破的好本领,连长也深知我们的“传统优势”,加上我跑得快,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在战友们的火力掩护下,我抱起炸药包一跃而出,飞速抵近敌火力死角,一声巨响,“土城堡”连同守敌灰飞烟灭。平时我们用的炸药包雷管都是装好的,爆破手详知炸药的威力和安全距离,但我不是专门的爆破手,对“专业”的爆破装备不太熟悉,就用刺刀在炸药包上挑开一个口子,去掉手榴弹的铁壳后塞进去当引信。由于手榴弹的引线太短,我还没有撤退到安全距离就爆炸了。当战友们冲上来的时候,我被坍塌的砖石埋得只剩头露在外面。战友们把满脸是血和污泥的我挖了出来,看着他们指着我又跳又笑,我却全然听不见。(虽然天幸只受一点皮外伤,可自此落下了听力残疾。后来在同龄人还谈笑风生的时候,我只能借助助听器和大家交流。)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冲进敌营,十点钟战斗结束,守敌第七十六军全部就歼,俘敌军长李日基、参谋长高宪岗以下官兵一万七千余人。敌援军在我阻击部队的打击下未能前进一步,等到二十九日赶到永丰镇时,我军早已清扫完战场安全撤离。冬季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胡宗南所谓的“重点机动防御”,巩固了解放区,保障了我西野冬季整训,有力配合了淮海战役。此役过后,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后来,我军又发动了“春季攻势”,连续予敌于沉重打击,相继解放了陕中的全部地区;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七月,开始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纵深挺进,之后发起的扶眉战役歼敌四个军近五万余人,彻底打垮了猖獗一时的“胡马联盟”。我军乘胜追击长驱直人,将目标对准了下一个西北重镇——兰州。

解放兰州

随着我们在全国战场的节节胜利,曾经猖獗一时的“二马”匪军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我们从陇东进入甘肃,一路破关夺城,真是毛主席诗词里写的“横扫千军如卷席”!人庆阳、过平凉、克静宁、夺通渭……我们后续部队,几乎没有见到什么抵抗。印响最深的是路过陇县固关镇,相距很远就有阵阵腥臭扑鼻而来,当经过一条山沟时,但见硝烟未散血迹未干,死马枕藉,横亘路间,我们须踩在战马的尸体上才能通过。看情形,应该是“马家军”在这里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后来才知道,就在前一天,“青马”的精锐第十四旅企图在这里负隅顽抗,遭到了我第一兵团的迎头痛击,在强大的炮火和白刃格斗之后,除敌旅长马成贤单人独骑逃出固关峡,其余无一得脱!看到欠我第一野战军累累血债的马家军已如丧家之犬,我们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不知不觉加快了行军的脚步,恨不得立即飞到兰州城下,亲自向马匪射出自己枪中复仇的子弹,早日解放在苦难中煎熬的人民!

一路急行军抵达兰州,得知我们二十团在即将发起的兰州战役中将担任攻城任务,心里有一些激动,也有些紧张。激动的是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市,解放了兰州也就西北大定;紧张的是驻守兰州马步芳马继援父子率领的“青马”悍匪战斗力较强,一野多次与他们交战战果都不太理想,骑兵的机动能力很是让步兵头疼。但首长们战前动员打消了战士们的担忧:在兰州聚歼青马,西北可一鼓而下,若任其逃窜到青海和新疆,敌骑兵机动优势将更加明显,形势也将更加复杂;兰州之战攻城为主,敌军骑兵无用武之地,正是我一野为战友们讨还血债的大好时机,若论勇敢,世界上谁还比我们更不怕死?因为我们肩负着解放人民的光荣使命!战友们群情激奋,纷纷表决心请战。为了摸清敌情,我奉命抵近前方侦察地形。一路小跑率先登上狗娃山附近的制高点时,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兰州八月下旬的天气,刚才还燥热难当,转眼间又冷风刺骨,当完成任务回撤时我已经人事不省。战友们把我抬回驻地,经过治疗和一夜休整,我又生龙活虎地站起来了。

八月二十日,我军发起肃清外围守敌的攻击,但战斗进行的很不顺利,多处攻击伤亡很大却都无功而返。首攻无果,在调整了部署之后于二十五日凌晨发起总攻。凶悍的敌军居高临下依仗工事和地形负隅顽抗,我英勇的战士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冲锋,兄弟部队有的团打到只剩下几十人依然勇猛向前,刺刀见红,至死不退。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不但是敌我双方军事素质的比拼,更是意志和精神的较量。那真是枪林弹雨,血肉横飞,我们只有一个念头,消灭敌人,解放兰州!就是死,也要面向前方!在我军持续的攻击下,傍晚七点多钟,沈家岭、狗娃山之敌终于精神崩溃全线溃败。经过一天的血战,攻击部队都利用难得的闲暇休整以投入更加惨烈的攻城之战。大概是晚上十点钟,突然接到突击命令,大意是敌人要弃城逃跑。经过战前动员的宣传,我们深知兰州战役的重大意义,一天的激战,眼看着多少亲如兄弟的战友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又倒在前进的路上,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让马匪活着出城!我们很快就攻进西关并迅猛冲击,满街都是残匪乱兵。我带领排机枪班仍然冲在最前面。心中充满了复仇的快乐,枪口喷射着愤怒的火焰。在城市的街道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马匪骑兵在机枪的弹雨中像是被镰刀砍倒的庄稼。我们两眼发红,踩着敌人的尸体前进、前进!一路猛冲,一直打进了省政府,一路狂追到黄河铁桥边!像蚂蚁一样准备过河的敌军乱作一团,铁桥上已经挤满了撤退的敌军!绝不能让敌人从我们的手中溜走,若让他们过河将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们一边扫射一边沿杀开的血路往铁桥上冲,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地赶来支援,又是一番刺刀见红的白刃战,夺取了铁桥,切断了敌军的唯一退路!面对蜂拥而来的敌军,我们的机枪班派上了用场,敌骑兵向下饺子一样被扫下汹涌的黄河水。后有追兵,前有阻击,敌军沿着河岸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负隅顽抗的就地解决,跳河逃跑的没人激流,想活命的只有纷纷举手投降!战斗进行到二十六日凌晨,我攻城大军相继人城,兰州彻底解放!

天还没有大亮,我们人城的道路上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欢迎群众: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做生意的小贩、戴白帽的回民,挥动着小旗,拍红了双手……有人在高呼“欢迎解放军”,有人在铲除沿途的反动标语。看着各族群众男女老少过年一般的喜悦,可以想象在马匪残暴的统治下人民生活该有多么痛苦,也深感我们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进行的是解放中国解放人民的正义事业,那些为此英勇牺牲的先烈们,的确是“比泰山还重”!经过几天的休整,于三十日举行了盛大的人城式。我们洗净军装,擦亮钢枪,街上鼓号喧天,鞭炮阵阵。骑兵引导在游行队伍前,步兵、炮兵、摩托化步兵、汽车牵引的大口径榴弹炮、高射炮、坦克等部队依次雄纠纠气昂昂开进城内。小伙子往大炮筒上贴标语,姑娘们往战车上撒鲜花,成千上万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人城仪式结束后,部队又举行了庆功会。由于我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上级决定为我请功。这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想起那么多战友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心里有无限的哀痛;另外,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勇敢倒是没说的,不怕死,敢拼命,跑得快,战斗中常常冲在最前面,但脾气不好也是出了名的,常常打骂战士,有时候连领导也敢打,当了先进会给别人树立不好的榜样,最终硬是把功劳让给了别人。经过短暂休整,解放大军挥师西进,武威、临泽、高台、民乐、张掖相继解放,酒泉守敌通电起义,甘肃全境宣告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体将士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泪在流淌,我们的血在沸腾——为新中国而战,誓死保卫胜利果实。大军挺进新疆,我们奉命驻守张掖,一方面肃匪反特,另一方面加强地方政权建设。

扎根西北

正当我们准备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第七舰队悍然人侵台湾海峡,并一度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消息传来,群情激奋,战士们怒火万丈,纷纷请战。但由于我在沙家店战役中留下吐血顽疾,加上冬季战役执行爆破任务时听力受损,未能获准赴朝,只能万分遗憾地眼看着战友们高唱战歌踏向新的战场。当时,我正在师教导队参加集训,八月归队后即担任四连副连长;五二年三月又参加全军的集训大队,七月集训结束后担任武威军分区张掖县十区人民武装部部长。从部队到地方,心里有难以割舍的情节,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肩负着“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的职责,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工作性质变了,面临的任务也变了,可我那炮筒子脾气却总也变不了。战争时期,面对的是“有记号”的敌人,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怕牺牲勇敢冲锋就是一名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但从普通战士到领导干部,我那火爆的脾气总是麻烦不断,看不惯的要说更要管,有时不惜以下犯上,总要拧一个死理。一九五六年三月从部队转业,在玉门市百货公司担任支部书记,彻底离开了部队,投身于地方的经济建设。先后在商贸、基建领域担任领导职务。一九六五年五月,调动到嘉峪关市任嘉峪关百货商店负责人,并先后在食品厂、商业局担任领导职务,从此像一棵骆驼刺一样在西北戈壁上扎下了根。在此期间,无论工作性质和职务如何变化,始终抱定了一个信念: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面对困难始终冲锋在前,面对名誉利益始终享受在后。我今生今世认定一个死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毛主席才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谁要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损害群众利益,谁就是我的敌人,我就要坚决和他作斗争,不论他是领导、同事还是亲戚朋友!建国以来的几次运动中,我也未能置身事外,曾被当作“彭德怀的孝子贤孙”批斗过,也曾出于“响应党的号召”和保卫毛主席的朴素感情冲锋陷阵,我们都不可避免的在时代的大潮中颠簸。所幸的是我们的党在不断的挫折中走向成熟,我们的国家在历经艰辛后走向辉煌,我们个人的奋斗也因此而具有了伟大的意义。看到今天国家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但无论征途怎样坦荡,日子怎样富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不能改。身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周年,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追述我自己大半生战斗经历,不是要为自己曾经的奋斗评功摆好,也不是要为自己遭受的坎坷鸣冤叫屈,只为了让子孙后代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党走过的艰辛路程,不要忘记祖辈遭受的苦难,加倍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是为了把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传递下去!

(本文由编写组根据宋天明同志口述记录整理)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枕上犹闻鼙鼓声

——秦三山同志回忆录

我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生于山西省宁武县圪廖乡黄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家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姐姐,加上父母共七口人,仅靠几亩山坡地维持生计。由于是雨浇田,收成如何常常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好年成勉强能吃几顿饱饭,赶上年景不好,全家人就只能糠一顿菜一顿地过活。年纪稍大的两个哥哥早早就给地主家扛长工、打短工,和父母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童年留给我的记忆,除了父母兄长的劳苦和全家人的艰辛,就只有饥饿。

战争好像自古就钟爱山西这块苦难深重的地方,历史上这里就没太平过几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军阀的争权夺利,已经是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又使老百姓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我的家乡宁武县,更是日寇侵略的“重灾区”——震惊全国的“宁武惨案”就发生在这里。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进犯宁武时与我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遭受重大损失,占领宁武后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一千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被集体屠杀,有的人全身上下被子弹打成了蜂窝,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妇女怀抱着小孩被日本鬼子一起用刺刀捅死,宁武县城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血染长街,惨不忍睹……日军的兽行传遍了宁武县的每一个角落,仇恨的种子自此也深埋在我幼小的心灵,盼着早点长大“报仇雪恨”!

在我刚刚能够扛起枪的时候,我就坚决地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忻崞支队”(忻崞支队前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抗日决死队的一部分,后来变为八路军正规部队,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化整为零分散到忻县、崞县一带展开敌后游击战,对外称“忻崞支队”)。这支部队军纪严明,作风顽强,虽然兵力有限,但骨干是身经百战的八路军战士,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良好的战术素养,深得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精髓,加上吸收了不少当地进步青年,对地形十分熟悉,打了许多漂亮的伏击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我所在的村子五里之外就有日本鬼子的据点,我们就常常埋伏在据点周围老百姓的地里袭击日本鬼子,用“麻雀战法”和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周旋,毛主席“积小胜为大胜”的教导就是我们的战术思想。我们常常是有备而来,打了就跑,绝不恋战,搞得敌人烦躁不安,却又拿我们没有办法。但我们也不是总“零打碎敲”,战机来临时,也绝不放过歼灭敌人的大好时机。记得有一次,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把日军的一个小队包围在石嘴子村,那里曾经是过去废弃的炮台,地势险要。我们居高临下,掷弹筒、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很快就把敌人压缩到了一个大坑里(那个大坑大概是当初筑炮台时取土开挖的,加上老百姓也常在这里取土,坑逐渐被挖得很深很大),小日本也很不简单,突然遇袭,竟在仓促应战的情况下很快靠着大坑的四周开掘了许多“藏兵洞”,躲在里面还击等待救援。那个小队长手里乱舞着指挥刀大叫,指挥敌人负隅顽抗,敌人上不来,我们也下不去。但我们哪能容得煮熟的鸭子再飞走,点燃秸秆往下扔,连烧带熏外加一顿手榴弹,就开始打扫战场了。日本鬼子都被烧成了“烤猪头”,只有那个小队长趴在死人堆里装死,被我们活捉后哇哇乱叫,连蹦带跳地挣扎。我们把他捆起来让他骑到马上,他挣扎着滚下来,不肯就范。没办法,只好横捆在马背上赶快转移。这一仗,歼灭日军六七十人,还俘虏一个小队长,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对于那个小队长,我们虽然心中有刻骨的仇恨,但都严格执行我军的俘虏政策,给他吃优待饭,部队中懂日语的同志又对他进行教育。经过我们长期的感化,他最后加入了反战联盟,不但教我们日语,还跟随我们一起战斗,向日军喊话,动员他们脱离侵略的不义之战,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后来,他就被上级部队接走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接到情报,敌伪部队几十人进驻到了兴县黑村。我们连夜急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敌人宿营的大院,老乡悄悄告诉我们敌人正在睡觉。迅速占领了有利位置后,队长一声令下,我们猛冲猛打攻进敌人据守的大院。大部分敌人被消灭,残敌跑上房顶负隅顽抗。战士们不怕牺牲勇敢冲上房顶,激战中血顺着房顶的瓦像雨水一样往下流(这样的场景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或许只能在影视作品中出现,但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却是我们常常经历的),我们以较小的伤亡,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对汉奸和伪军予以严惩,对敌后坚持抗战的军民也是很大的鼓舞。

经过艰苦而漫长的战斗,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抗日战争也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发展到了战略反攻阶段。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大反攻的需要,一九四五年,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晋绥野战军,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我从一位游击队员,成长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及中国人民的英勇反击下,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土崩瓦解,于八月十五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牺牲,终于将日寇驱逐出国土。多少亲人惨遭屠戮,多少战友血洒沙场,多少家庭支离破碎……看着田地荒芜残垣断壁的家园,胜利的喜悦和牺牲的伤痛交织在心中。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可以在硝烟散尽的战场上重建家园了!

可是,我们的喜悦和期待,很快就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国民党反动派驱动几十万大军,又对我边区发起了进攻!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一九四六年中央又将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并将第一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我所在的三纵也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初入陕,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我被编在三纵九师二十五团,随部队转战陕北,亲自经历了保卫延安那一段艰苦危急的历史时刻。

当时,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其重点进攻的方向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总兵力达到二十五万人,且装备精良,成立初期的西北野战军总兵力不到三万人。虽然我们的武器装备和兵力与凶恶的敌人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又有彭德怀总司令的亲自指挥,战士们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一九四七年七月,胡宗南集团一部共一万五千余人驻守榆林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为调动西安“绥靖”公署所属部队北上,策应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挺进豫西,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统一的战略部署,指挥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八个旅,于七月三十一日由米脂、绥德地区北上进攻榆林。我们昼夜兼程,翻山越岭穿越沙漠,按预定时间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奉命发起对榆林城的攻击。八月六日的三岔湾之战,很快就将敌人四个营歼灭,敌新一旅二团团长周效武被俘。遭受沉重打击的敌人龟缩于榆林城内,我们于七日包围了榆林城。由于榆林城居高临下且城防坚固,加上我军缺少必要的炮火支援,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又没有经验,战斗打得很艰苦。白天为防止敌机轰炸,我们只好在村子里潜伏,夜晚发起攻击。敌军把城内的老百姓赶上城头排成人墙,每间隔一段就烧起炭火,我们顾忌城头的老百姓,施展不开手脚。敌军在城头嘲讽我们:“共军弟兄们,投诚过来吧!我们这里好吃好喝管够,强如你们像叫花子一样。一帮穷鬼,给共产党卖什么命啊!哈哈哈哈……”我们气不过,几十人抬着一架云梯冒着枪林弹雨靠上城墙,战士们勇敢地仰攻。凶恶的敌人一边打枪,一边把城头的炭火往下倒,我们许多战友就这样英勇牺牲了。我们不怕牺牲,勇猛攻击,眼看就要攻上城头,敌人调集机枪向我们扫射,并向城下扔成捆的手榴弹。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内心被仇恨充满的我们还是毫无畏惧地向城头攀爬进攻。连长牺牲了,战友们的鲜血洒在我的身上。我时任排长,继续率领战士们猛攻猛打……由于敌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八个旅自安塞、保安分路向绥德、葭县方向急进,另以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取捷径驰援榆林,企图消灭西北野战军于榆林城下。西北野战军鉴于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的目的已经达到,遂于十二日撤围榆林。此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五千二百余人,但我军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我任排长的那个排,战斗结束后只剩下几个人。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悲痛深埋在心底,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英勇地投入新的战斗。夜行军途中,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沟壑纵横,天上电闪雷鸣,滂沱大雨使黄土高原一片泥泞,本来就曲折难行的羊肠小道,此时已变得危机四伏。天上像大炮轰击一样的闪电爆发后,我一不小心脚下打滑,像一块石头一样从山顶滚落。当战友们把我从谷底救起的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右脚在滚落时严重错位,脚尖向后,脚跟向前。剧痛使得整个右腿失去了知觉,只是冷汗伴着冷雨往下流。我咬着牙关坚持,战友们把一匹马拉过来,把我抬到马上,向后方转移。在黄河渡口把我抬上船,渡河后早有地方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担架,把我送到了柳林县的医院治疗。当时那个医院算是“大医院”了,但以今天的标准衡量,那根本不能算作是医院。一个稍有正骨经验的医生抱住我肿涨得像根发黑的椽子一样的小腿,一边聊天,一边正骨。钻心的疼痛让人痛不欲生,我咬着牙回想那些倒在身边的战友,内心涌动着无穷的力量。昏昏沉沉中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咔嚓”的微响,医生说“好了!”我从半昏迷中清醒过来,连说句感谢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小时候听老人们讲我们山西的“关老爷”刮骨疗毒,觉得像神仙一样不可思议。现在想想,经受过党的教育培养且具有坚强理想信念的解放军战士,在那种特定的战场环境下,一样可以焕发出英雄的优秀品质!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可我的伤一养就是近一年!躺在病床上,心里记挂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思念着前方枪林弹雨中的战友,恨不能插上翅膀飞临前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护卫党中央毛主席,和战友们并肩杀敌。伤愈归队后,赶上了瓦子街战役。虽然我的那条腿已不如伤前那样强健有力(比另一条健康的腿短了一截,落下了终身残疾,至今仍时常隐隐作痛),但为了早日把胡宗南赶出延安,为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为了给倒下的战友们报仇,命都可以不要,那点伤残又算得了什么!

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我军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以“围城打援”的战术,围攻宜川,诱调黄陵、洛川敌军来援,围而歼之,再夺宜川。我军用两个纵队攻打宜川城,三个纵队的主力分别在接近宜川城的三条大川里设伏,先诱敌深入,然后以一个纵队截其退路,其他纵队快速形成两翼夹击,对敌实施“口袋战术”予以围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我西北野战军主力一、三、四、六纵队分别从米脂、清涧、安塞秘密运动到甘谷驿和延长县大部分地区集结,向宜川城攻击前进,宜瓦战役打响。在迅速肃清了宜川外围后包围了宜川县城,随即我军猛攻宜川城,迫使守敌告急求援。

敌援军共计一个军部、四个旅八个团的兵力轻装驰援进至瓦子街地区。我军除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守敌外,集中了优势兵力,在瓦子街以东的南北高地待敌深入。战斗打响,许多阵地几易攻守,敌人在我军连续几天的勇猛攻击下,终于被压缩到一个四面环山的狭小地区,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三月一日拂晓,我军在持续五天未休息的情况下,发起总攻:嘹亮的冲锋号过后,我们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扑“羊群”,枪口喷射着复仇的火焰,刺刀凝聚着必胜的信念!整个山谷和天空都回荡着我们雷霆般的呐喊!杀!杀!杀!子弹擦着头顶啸叫着飞过,炮弹爆炸的气浪撕碎了我们的军装,刺刀穿透裤袖,但战士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战场上血肉横飞,敌尸遍野。我们浑身湿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全然不顾负伤牺牲,只是向前冲,向前冲……我们摧枯拉朽的气势彻底打垮了反动军队的最后一点信心,敌人溃不成军,四处逃窜,最终全部被歼,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用手榴弹自杀身亡,第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被击毙。三月二日,我军对宜川城发起总攻,三月三日八时,将守敌全部肃清,宜瓦战役宣告结束,创西北战场空前大捷:我们付出了五千多名将士牺牲的代价,毙、伤、俘敌军二万八千五百余人,解放了宜川县城,开辟了黄龙分区,扩大了解放区,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局。我西北野战军为扩大战果,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发起黄龙战役,解放富县、黄陵、宜君等地进逼蒲城;其后以一部兵力围困洛川,主力于四月中旬挺进西府、陇东,又歼国民党军两万一千余人,并于四月二十一日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鼓舞了在各地作战的我军将士的士气!胜利的曙光已经冲破浓重的夜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已指日可待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的《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所属八个“纵队”依次按序数改称“军”,我们三纵队从此后就成为第三军,我所属九师二十五团。在革命战争的历练下,我也从排长晋升为连长。为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一九四九年七月,经过休整的一野大军开始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纵深进军,随着在陕西发动的的几场连续战役的胜利,我军一路凯歌,很快逼近了兰州,西北战场上我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兰州战役”至此拉开了序幕!

兰州战役的惨烈是空前的,面对我一野的死敌“二马”(青海马步芳马继援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广大指战员有多少新仇旧恨在心头:远有长征时高台、倪家营子对我西路军被俘将士惨无人道的屠戮,近有合水战役我步兵与敌骑兵的惨烈厮杀,多少战友倒在了凶残的马匪刀下。时过境迁,攻守易势,到了该为先烈们报仇的时候了!但此时的我,已奉命担任警卫保卫任务,虽然一腔仇恨却无法亲临战场,只能耳听着激烈的枪炮声翘首遥望,盼望着尽快拿下兰州,早日解放在“二马”血腥统治下苦难的人民。首攻失利,敌人依旧气焰嚣张。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调整部署后,我军突敌方阵地,攻入兰州,溃逃的敌军被我先遣部队截断黄河大桥退路,死的死降的降,猖獗一时的马家军最终在我英雄的一野面前遭到了可耻的覆灭!我们终于可以告慰惨死在河西走廊冰冷戈壁上的先烈,告慰牺牲在马匪马刀下的战友。你们看见了吗?这些举着双手瑟瑟发抖的可怜虫,就是当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死敌,现在就臣服在我们一野的脚下,你们可以瞑目了!

此役共歼灭马步芳精锐两万七千余人,我军共伤亡八千七百人。八月三十日,举行了隆重的人城仪式,十多万市民拥上街头,载歌载舞欢迎自己的队伍。兰州战役的胜利,抽掉了支撑国民党在西北反动统治的最后一根支柱,压在苦难深重的西北人民身上的罪恶大山轰然倒塌:甘肃、宁夏、青海先后解放,新疆传檄而定!河西走廊的重镇酒泉也通电响应起义,由于工作需要,加上身体的残疾,我奉命进驻地方,到玉门县公安局任股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宣告成立!举国欢腾,普天同庆,我们敲锣打鼓,和狂欢的群众共庆胜利。此刻,喜悦的泪水在脸上流淌,胜利的豪情在心中激荡;同时,无数的大战场景浮现心头,牺牲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他们的在天之灵也来参加这中华民族的盛典!许多刚刚认识的战友,还没顾得上拉几句家常,没来得及记住姓名,就已经成为烈士;昨天宿营时还亲手为他们掖好过被角,今天就又在新坟上添土……我们通往胜利的每一寸道路,都是烈士们用宝贵的生命铺垫!我们在心底默默宣誓:战友们,我们一定珍惜你们用生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像你们一样用生命和鲜血维护她的尊严和安全,把她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历任花海农场站长、书记和黄花农场连长、嘉峪关市五一街办事处主任等职,不管身在何处,所任何职,都时常想起牺牲的战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多少个夜里,震耳欲聋的厮杀声常把我从梦里惊醒!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唯愿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祖国经历的苦难,继承先烈的英勇顽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本文由编写组根据秦三山同志口述记录整理)



八千里路云和月


——刘生同志回忆录

(刘生,一九二九年生,祖籍辽宁昌图,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九〇年三月光荣离体,时任嘉峪关市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家史,一段辛酸往事

我出生于辽宁省昌图一个雇农家庭。

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北被日本占领,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随着日本野心的扩张,日本军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无比残酷,人民生活困苦。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悲惨时代度过的。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的母亲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幼年丧母是人生莫大痛苦,再赶上一个殖民侵略民不聊生的时代,生活尤为艰难。是我的父亲给别人扛大活苦苦支撑着风雨飘摇中的家。即使是这样,也难以为继,不得不把一个妹妹送给别人抚养,这对于我父亲,对于我全家而言,是难以抚平的伤痛和永远的遗憾。

父亲为了把我们兄妹抚养成人,在昌图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背井离乡投奔黑龙江依安县我的一个远房舅舅,这样就落户到黑龙江依安县。

落户依安县后,我才有了能吃饱饭的记忆。开始,我的父亲辛勤劳动挣钱,不但可以维持家庭的生计,还有条件勉强送我去读书。当时对于农村穷人的孩子,能读书是件奢侈的事。我父亲

节衣缩食,也不能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为了有一个读书人能支撑门户,免受别人欺负,我父亲反复权衡才送我去读书,但这也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后来还是因为贫穷只好辍学务农。幸运的是,就是这短暂的小学教育,给我这样一个雇农家庭的孩子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世界的大门。

投身革命,在党的培养下迅速成长

一九四六年,我在黑龙江依安参加革命。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沧海横流,大动荡促进大变革的到来。东北三省一直处在风云激荡的前沿。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二战结束,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设计,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北方,东北三省始终是军事政治漩涡的中心。

对于一个眼界较为开阔,有新思想的青年而言,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的强者。现在看来可以这样说,是时代的洪流挟裹着我,让我投身革命,让我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也可以说,是苦难的经历教育了我,让我认识了社会,认清了革命目标,选择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谋求工农解放民族独立,人才问题一直是个瓶颈。当时的革命队伍缺乏知识分子,人才极为匮乏。因此在基层选拔和培养干部一直是我党的工作重点之一。开展什么工作,需要什么人才,培养什么人才——于是很多有潜质的人就被选拔出来培养起来,走上了领导管理岗位。

我入伍之后,先是依安县中心区中队县警卫团部的普通一兵,很快就当了班长。之后从东北、华北到西北,为了适应不同岗位不同工作,接受了党组织的很多有针对性的或专门的教育培训——一九四六年,在北安省社会部接受保卫警卫工作培训;一九五二年,在黑龙江省公安干校学习经保业务;一九五七年,在冶金部干校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通过这些比较系统的培训,使我了解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掌握了更多的专门知识。

从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到一九五七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等伟大革命和变革的胜利,我也从一个刚入伍的士兵,成长为一个经保干部,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

“剿匪”“反特,小有名气的英雄战士

投身革命之初,在部队,在公安战线,我机灵、胆大、勇敢,是小有名气的英雄战士。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黑龙江依安县解放区“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土改运动已展开。当时的依安县政府和我所在的依安县中心区中队的主要工作是打击土匪,保卫解放区的胜利果实。我在依安县中心区中队县警卫团担任班长职务,不但负责保卫首长安全,也经常冲锋在剿匪战斗的第一线。

在当时的黑龙江,解放区和国统区犬牙交错,土匪派系复杂山头林立。其中很多和日本人、光复军、国民党的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分猖獗。他们利用解放区、国统区、苏联军队同时存在的复杂局面,获得了很大的生存活动空间。因此,“剿匪”是一件复杂艰巨困难重重的工作,每次剿匪战斗都有战友受伤或牺牲。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土匪也就成了过街老鼠无所遁形了。但大量的国民党特务潜伏下来发展成员蠢蠢欲动伺机破坏,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多麻烦,反特又成为主要任务。“剿匪”中敌人是明确的,需要的是勇敢;“反特”中敌人隐蔽在自己周围,群众内部,更需要智慧。

让我声名鹊起的一次行动是侦破抓获敌特李某的事:李某是国民党任命的上校团长,主要工作是负责发展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从事反革命行为。李某隐藏在农村,经常利用走亲戚、串门子等机会开展活动,当地村委会一无所知。抓捕李某的任务是秘密进行的。我当时在依安县公安局工作,奉命抓捕李某,而且是只身前往。最后在当地村委会的配合下,机智巧妙地抓获了李某,并起获李某上校团长的委任状,枪支等罪证。

这件事最后被县委宣传干事用连环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开办了展览。不但给敌特分子以很大震动,也使我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在当时的依安县影响很大。

投身建设,足迹遍布千里河山

五十年代的东北三省,虽然经济较内地发达,但大体也是一穷二白人才匮乏。一九五二年,我在黑龙江省公安干校学习经保。北满钢铁建筑工程公司成立的时候,经过严格的选拔,我被选调入公司保卫处分管“特勤”工作——那是既要预防工程建筑中敌人的破坏行为,也有经省公安厅授权兼有侦查工作权限的双重任务。自那时起二十年,我从“北钢”到“太钢”,再到“酒钢”,辗转三个省四个城市,一心扑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哪个岗位需要就在哪个岗位,虽然风尘仆仆,但从来无怨无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二年间,我先后在“北钢”担任保卫处副科长;在“太钢”担任保卫科科长、机械科科长、施工处测量队队长、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后又到齐齐哈尔市昂立溪电机厂任武装部部长、车间主任;最后到嘉峪关市酒钢机修厂担任保卫科长、车间主任并在这里扎下了根

在这二十年中,工作不稳定,单位随时变化,户口落不上、没有房子住、孩子上学难。在今天的人看来,几个城市间奔波,或换个单位无异于换件衣服那样容易,但在当时,交通、通信条件都极为困难,工作的频繁变动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极大不便。虽然如此,但调令下来必须服从,为了大“家”牺牲小家,为了工作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在太原的一段时期经济非常困难,厂里给每个工人家属分一块地,生产自救。作为院办公室主任,我每天不但要为单位职工的生计奔波,而且还要去经营自己的那份“自留地”。

蹉跎岁月,见证人格力量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文革”是一段梦魇般的岁月。正直的人受迫害是常事。很多在领导岗位上的同志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甚至迫害。

一九六七年,我在酒钢机修厂担任车间主任。文革开始了,我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人之一先是打成走资派,审查,戴高帽子;后是关牛棚;再后来又是坏分子——罪名不一,迫害种种。

为什么我是“走资派”呢?造反派就说:你是“抓革命,促生产”战斗队,以“生产压革命”,有罪;为什么我是“走狗”呢?批斗会我替领导同志辩护一句“群众运动,过头的话是有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造反派就说:好,你这也有错,你就是他的“走狗”;为什么我是拉拢工人,是“坏分子”呢?因为我是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给工人批“保健”就是拉拢工人,也是罪状。除去这种精神与人格的打击,还有肉体的摧残。

“你是十恶不赦‘坏分子’”!“我坏在哪里呢”?“知道你干过公安,嘴皮子硬”!“凡事总得讲道理吧。”理屈辞穷,于是就是殴打;“背毛主席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面还有——”“没有了”。“连毛主席语录都背不全?下面还有‘狡猾抵赖,死路一条’……”接下来就是凌辱……

这是“文革”特有的对话方式,也是“文革”时期特有的生存状态。很多人因此被迫害致死,很多人因此泯灭良知,很多人也因此丧失自我,迷失在历史的坎坷里。在这样的时代艰难中,我没有因为批斗、殴打、凌辱而说过一句谎话。因为被打成“走资派”,妻子跟着受罪,孩子跟着受苦,我生性倔强,正直开朗,并没有因此丧失人格,失去信仰。

从“牛棚”解放出来后,我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但对从前批斗过我的人,没有进行任何的打击报复。我为什么能这样开朗淡定,或许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因这是全社会的问题,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不是某个人的问题。

对于我个人而言,或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经历了无数重大事件、社会变革,从苦难到光明,艰难险阻折磨不了,人格越来越完善,信仰越来越坚定。

“文革”后,亲历钢城的崛起


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气候逐渐正常,经济建设成为人民的共识,时代的强音。嘉峪关市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成为西部工业重镇。

在这样一个辉煌的时代,我担任过嘉峪关市人防办公室主任,嘉峪关市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等职务。我的足迹踏遍过嘉峪关市每一寸人防工程设施,亲历了嘉峪关市的发展过程,可以无愧地说我是今日钢城崛起的见证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与党务工作有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甘肃省委授予我“优秀党务工作者”光荣称号,这是对我极大地鼓舞和关怀。

我们这样一代人,在经历了无数伟大的变革后,成为嘉峪关经济建设的拓荒者。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也是由时代书写的。我们曾为之奉献一生的祖国的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的奋斗也会成为历史乐章中一个绚烂的音符。

一九九〇年三月,我在嘉峪关市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的岗位上光荣离休。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全国人民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抗震救灾之中。灾情牵动着每一个人,抗震救灾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人。我是一名党员,虽然离休在家,但为了表达我对灾区人民的关爱之情,仍然坚持上交特殊党费两千元。我个人的行为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十三亿微不足道的行为,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才凝聚成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新时期,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事业需要这种精神。“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能贡献一份力量,对一个有着六十年党龄的老人,也是幸福的。

(本文由何昱同志根据刘生同志口述记录整理)

【按语】

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也是由时代书写的。

就个人而言,在历史的洪流中都是渺小的,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很多事又是独一无二的。

就刘生同志一生的革命经历和事迹而言,这篇回忆录容量实在太小。但就这篇回忆录而言,力求在四千多字的篇幅内断代式的展示刘生同志的经历、精神和人格。

有两处文字没有按照刘生同志的要求定稿。

其一:“‘剿匪’、‘反特’,小有名气的英雄战士”中“英雄”二字,没有依据刘生同志要求删掉。因为在当时,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战士,其所作所为如此,配称英雄,这符合那个时代。

其二:下面一段文字也没有按照刘生同志要求而删去。 “在今天的人看来,几个城市间奔波,或换个单位无异于换件衣服那样容易,但在当时,交通、通信条件都极为困难,工作的频繁变动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极大不便。虽然如此,但调令下来必须服从,为了大“家”牺牲小家,为了工作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没有删改的原因:整理历史是为了警示现实。失去现实意义的历史,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虽然,个人的行为在整个时代洪流中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历史需要细节,每一个细节都应该见证那个时代。当然这些细节更能说明一个人的精神境界。


延安精神哺育我成长

刘万才


我出生在陕西省定边县白马崾岘乡刘天池村,曾在陕甘宁边区学习、劳动、工作、生活了二十二个春秋,直接受过延安精神的熏陶。延安精神时刻激励着自己,鼓舞我不断前进。当时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和一种精神,那就是脚踏实地学习和工作;不畏艰险,敢于斗争,打破封锁,发展自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信念和精神一直伴随着我的学习工作、劳动生活,给我留下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

(一)

我八岁那年,即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一方面军经过我的家乡。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老百姓对共产党和红军不甚了解,心存疑虑,因此一部分红军在我村宿营时,村里人都躲进了山沟。红军走后,人们回村意外地发现,红军吃了老百姓的粮食和猪羊都按价付款,苏区发行的纸币放在炕头上,村子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时隔一天,尾追红军的马步芳部队也在我们村宿营,白军进村后,翻箱倒柜,把像样的东西洗劫一空,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红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认识了红军,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征红军在环县山城堡战役后,部队由西向东转移,一部分红军在我们村驻扎了好几天。当时已是寒冬腊月,战士们穿得很单薄,许多人的手脚都冻裂了。其中有四五名红小鬼,天真活泼,可亲可爱,一天到晚歌声不断,有时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宣传红军的主张。我母亲说:“你们这样小的年纪,手脚冻成这样子,真让人心疼,想家吗?”他们说:“不冻,比过雪山草地好多了。想家也没用,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打倒蒋介石,咱们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在这些红小鬼身上充分体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精神。从那时起,共产党和红军的光辉形象便深深烙在了我心上。我入党几十年来,始终不渝跟党走,这与童年时代受到红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边区的中小学也有充分体现。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边区度过的。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禁运,停止了对八路军和边区公职人员的供给,妄图把我们困死。为了度过困难,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在这样困难条件下边区中小学依然实行义务教育,不收学杂费。中学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每两年发一套棉衣,中学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都有生产任务,主要是给新塞毛纺织厂纺毛线,工厂付给加工费,以此顶生产任务,除此之外,还种菜、打盐、打柴。通过劳动,不仅使学生学到了一些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边区中小学除了抓好文化课教学外,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也十分重视。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贯彻一条主线,即:为谁学习,为谁服务。学校领导和老师反复讲,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在乡办小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秋我考入三边中学,学校建立了党总支,学生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那时党员还处在秘密状态。为了避免暴露党员身份,过组织生活时,只能在党员老师宿舍或到野外去,但组织生活内容丰富多样,使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了很大提高。不过,意志的真正磨炼还是在后来经受的战争考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驻宁夏马鸿逵部队,为配合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在西线开始了侵略活动,首先侵占了盐池县兴武营一带,抓丁掠物,残害百姓,因此,地委、专署决定,三边中学立即迁往吴旗县洛河川金佛坪。

在迁校前夕,我遇到了意外的难题,我的长兄刘万富,时任区自卫军营长,来县城参加军训,听到中学要搬迁,特意找我谈话说:“我听说共产党快完了,你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不能跟共产党走。”听后,我知道他的一番苦心,我说:“我听学校的话,你不要干预我的事”。他失望地离开了我。他曾在国民党民团当过兵,敌人侵占定边后叛变投敌,参加了“清乡团”,在与我军交战时被打死。

学校搬迁时,师生除了背自己的行李外,每人带一只小方凳,以备学习、工作之用。徒步四天到达目的地,校址是边区大生产运动时部队所建的营房。为了及早上课,全校上下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没有课桌,同学们从河边搬来石板架起来代替。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热情很高。学习一个多月后,寒假已到,为了战备宣传需要,学校决定,学生党员利用春节参加学校组织的农村战备宣传活动。当时家中来信说,春节过后就给我办婚事,望早归。这本属特殊情况,请假是可以的,但我觉得自己是党员,应当参加宣传活动,宣传活动刚结束,地委、专署决定,学校要由吴旗迁往安边县城,我又参加了学校搬迁工作,因此,延误了回家的时间。回到家里,看到为我婚事操碎了心的两位老人,我难过地流了泪。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四日,我军连续发动了青化砭、杨马河、蟠龙三次战役,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我军迅速转战陇东,进而收复三边。大军到来既鼓舞人心,也带来后勤保障的困难,粮食、烧柴都成了大问题。我在周兴仁老师的带领下,和新四旅来的一位同志到安边县白泥井区,动员群众打沙蒿。当返回定边时,父亲病危,卧床不起,但这时,马匪乘机再次来犯,侵占了定边,形势又紧张起来,我作为党员,必须返校,但又担心父亲的病。在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为我返校担心。我母亲哭得泣不成声,我父亲虽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实农民,但深明大义,他劝说大家放宽心,不久会回来的。他鼓励我说:“儿子,你已经是公家的人了,要跟共产党走到底,决不能两边倒,两边倒,小心掉脑袋”。父亲的教诲,更加坚定了我返校的决心和信心。当我离家半月后,父亲便与世长辞。

(三)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成立,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会作了重要报告,为了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里不由让我想起原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和省委组织部李坤润两位老同志,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极大。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宁夏全境和平解放。原三边地委干部学校一百多名师生,冒雨徒步四天到达银川市。九月末的一天,省委书记潘自力同志来看望大家。我们全体师生高兴得不得了,大家席地而坐,等待他的到来。他原是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兵团级干部,时任银川市军管会副主任,一定是很威严的。他在省委副书记朱敏同志陪同下来到会场,大家报以热烈掌声,他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致意。潘自力同志是陕西渭南人,大革命时期曾任陕西省地下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出狱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操一口浓重的关中口音向我们作报告。题目是《关于兰州战役和解放宁夏的经过以及当前新区工作任务》。潘自力同志作风严谨,待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见了我们这些小干事,和颜悦色,必定是先对你微笑再开口说话。我们处的张振民同志任他所在党小组组长。一次张振民向他收缴党费时他抱歉地说“我这个党员组织观念不强,劳驾小组长登门收党费”。在向贫困市民捐献衣物时他主动拿一套旧棉军装交给党小组。他的这种优良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央决定,撤销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我调到甘肃省委组织部工作时,李坤润同志原任宁夏省委组织部长,甘宁两省合并后,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是我的直接领导。坤润同志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为人忠厚、作风朴实、廉洁奉公、工作勤勉、任劳任怨、平易近人、关心下属。一九五八年秋,在武山县(当时武山、甘谷、漳县三县合并为武山县)泥阳公社召开全省组织工作现场会,会议结束时,公社领导出于好意,将当地产的手工挂面给他提包里塞了两把,他发现后很不高兴,取出放下,却被部办公室主任拿走了。为此,他让办公室主任在部务会上做了检讨。坤润同志严于律己的事例不胜枚举。

潘自力和李坤润同志是牢记了“两个务必”的典范,他们的这些优良作风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成为我的榜样。我在宁夏工作了五年,经历了摧毁旧政权,建立人民政权,以及剿匪、反霸、镇反、三反五反、土改、肃反、审干等运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和延安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坚持发扬延安精神。一九五三年,我被提拔为副处长后,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一九五四年,在传达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我结合全会精神的学习,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骄傲自满情绪。总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断提高觉悟和业务水平,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在延安精神哺育鼓舞下逐步成熟起来。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在革命队伍中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斗争,但对陕甘宁边区的生活一天也不曾淡忘过,那段时光经历,仍清晰地在我的记忆里。延安精神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培育和影响了几代人。在新的世纪里延安精神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作于二〇〇三年二月,刊登在中共甘肃省宣传部《光芒》第三期。

修改于二〇一一年九月,略有增删。


枪林弹雨妙手仁心

一杨毅飞同志回忆录

被奴役的童年

一九三〇年十月,我出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一个贫农家庭。我家像当时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一个“标本”——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的田地聊以维生,饥寒交迫也就成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家里共有父母、三个姐姐和我六口人,由于我是家里年轻一辈唯一的男丁,又是“老疙瘩”(东北方言,指家里最小的儿子),自然成了一家人疼爱有加的宝贝。

但穷人家的孩子,再宝贝也只能是爱在心里,现实生活中,我仍然和同时代同命运的中国人有着简单而又相似得可以复制的童年:吃苦受累,忍饥挨饿,就是那个时代无数贫家“宝贝”的生活内容。就这点苦如果能平平安安地吃下去,那倒也是普通百姓们不可多得的福气,但在那个国弱民穷的年代,这一点可怜的“福气”到我一岁之时就戛然而止了——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动了蓄谋已久臭名昭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授意下,几十万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东北军一枪未发夹起尾巴人关了,剩下那些手无寸铁把命拴在土地上跑不了也无处可跑的老百姓忍受亡国奴的痛苦和屈辱。到处是耀武扬威的日本鬼子和点头哈腰的汉奸走狗,膏药旗和闪着寒光的枪刺时时把恐惧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头。

八岁那年,父母竭全家之力送我到县城里上小学,算是沾到了“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的一点“恩泽”——祖祖辈辈说的中国话和方方正正的中国字被叽里呱啦的鬼语及丑如死蚓的倭字替代,入学第一课学的是《天皇陛下》,每逢鬼子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节日”,就是我们的“难日”,我们被逼着向某个方向给那个强加给我们的“天皇陛下”行礼,日本鬼子给我们指派的汉奸“老师”时不时地宣读他们认贼作父的那个“天皇陛下”的诏书……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白山黑水上,曾经的主人变成了“二等臣民”,日本“开拓团”代替了旧时的地主老财继续奴役百姓,我们的称呼也不再是“中国人”而是“满洲国臣民”!如果失口说成是“中国人”,轻则被抓,重则杀头。那是一个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时代,你走在街上,见到鬼子汉奸躲避不及就得低头行礼,“哈衣”之声不绝于耳。随便一个日本人或者汉奸就可以拉夫派役,死了也没人管。“亡国奴”的切肤之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日渐长大不堪屈辱的我时刻盼望着逃离这人间地狱去找寻抗日的队伍和追求做人的自由与尊严,但家里死活不同意。我也曾偷跑过两次,都因为被家里发现而未能成功。“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我的童年,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苦水中浸泡!


参加八路军

日本鬼子的野心,并没有因为国民党蒋介石的退让而满足;相反,他们“抱薪救火”的行为更加助长了强盗们贪婪的欲望。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了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张吞象之口,步步紧逼,大举向关内进军。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向忙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发出了一致抗日的呼声。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被派往陕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不堪国仇家恨,秉承民族大义,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打击下,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烽火也燃遍白山黑水。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节节胜利,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日军铁蹄下挣扎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由于是暑假,我和往常一样帮父亲在田里干活。突然,平时死一般沉寂的家乡变得吵闹起来,很多时常不敢出门的乡亲们都背着东西在街上走来走去。一位熟识的村民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父亲:日本鬼子完蛋了!县城里好多人都去日本人的仓库抢东西呢。饱受摧残的百姓们终于扬眉吐气了,那不叫抢,那是把强盗抢去的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理直气壮的再拿回来!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忙于限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大抢地盘,无限风光地接受投降,紧锣密鼓地准备内战,暂时还顾不上这曾经被他们抛弃的大好河山。一时间遍地军火枪支泛滥,大户人家、地主乡绅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地痞流氓也乘机“拉杆子”“建绺子”,刚刚恢复了宁静的东北大地,眼看着又要乱象横生。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了肇东县,收缴军火,惩办汉奸,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老百姓并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来到他们的身边意味着什么,多少年来看惯了大帅变少帅,国军走了“皇军”来,凭经验判断,大概又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某某“督军”或者“将军”而已。但随着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逐渐深入,乡亲们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加上八路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才感觉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共产党不是地主老爷们的座上客,八路军也不是祸害老百姓的“丘八”,而的确像宣传的那样,“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老百姓从冷漠、怀疑、观望变得开始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青年们在家人的支持下欢天喜地的前来报名参军。我也和他们一样,认定了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我要找的队伍。一九四六年三月,刚满十六岁的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暴风骤雨搞土改

由于年龄小个子矮,出于对我的爱护,组织上并没有让我立即扛枪打仗,也没有安排其他工作,而是把我编在教导队先组织学习。几个月的学习生活,让我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深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和自豪,从此下定决心跟党走绝不回头。四六年七月,我和其他五名同志组成工作队到距离肇东三百多公里的大同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

那是一段异常艰辛和充满危险的岁月。那个地区的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仍然充满了疑虑,我们走家串户宣传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但任凭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我们通过调查研究仔细分析,才知道多数群众都不相信“东家”会减租减息把吃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更不敢相信分土地和牲口这等好事能落在自己头上。另一方面,地主不甘心失败,表面上服从改造,但背地里与土匪勾结,破坏土改。一段时间内,有些地方早晨刚选好的村干部,一夜过去就被土匪杀害示众,部分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群众也惨遭屠戮。记得有一部叫《暴风骤雨》的老电影,反映的就是当初在东北搞土改和剿匪的情况。其实老百姓也相信共产党八路军是一心为劳苦大众,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站住脚。土匪们不但杀害老百姓和村干部,还时不时地袭击我土改工作队,不少同志因此而牺牲。我们也曾险遭不测,有一次,我所在连队的指导员带着我们下乡宣传土改,正和老乡们聊得火热,有村民报信说土匪来了。指导员掏出匣子枪爬上房顶,看到几十个土匪正向村里扑来,由于寡不敌众,我们在群众的掩护下沿村后的小道撤出才脱离危险。当时我们所在的地区有三股势力较大的土匪,各有各的名号,依稀记得其中一股还叫什么“小满洲国”。他们猖狂地叫嚣:“是兵没饷,叫匪不抢,消灭八路,欢迎老蒋”。土匪们制造的恐怖气氛严重阻碍了土改和地方政权建设,如果不加以严厉打击,我们就站不住脚!

剿匪战斗是残酷的。那些土匪,有的是暗中与反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勾结,常年在当地生活的惯匪,既熟悉地形,又长于流窜作战,常常是打了就跑,追剿他们大部队无用武之地,小部队又难以动摇其根本;有的根本就是国民党和汉奸伪军组成的正规军,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了胡子,其武器装备与八路军比起来毫不逊色。匪首们“胯下千里马,手中盒子炮”,招摇过市好不威风!尽管条件艰苦,但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八路军岂能坐视人民赶跑了日本鬼子后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剿灭匪患的战斗打响了,因为年龄小,我并没有被派到战斗的最前线,而是被分配到连队医院帮助医生做简单的医务工作。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由于国民党对我解放区的严密封锁,我军战地医院设备简陋,缺医少药。说是医院,连起码的绷带都没有,我们只好买来白土布撕成布条放在锅里蒸;没有酒精,医生给战士打针用来苏水消毒;药品稀少,一些战士因为没有麻醉剂做手术时被疼昏过去;没有凡士林,救护时用猪油代替抹在伤口上……由于绝大多数战士都是外伤,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伤口很快发炎感染,很多战士都因罹患破伤风牺牲了。记得一个战士在战斗中胳膊被子弹打穿,因缺少包扎纱布,这位战士的骨头长时间留在了外面,最后不得已做了截肢手术,忍受了剧痛的战士并没有因此而得救,手术后没几天这位战士就因为伤口化脓感染牺牲了。还有一位机枪手,战斗中喉咙被子弹打穿,好在没伤及大动脉,生命尚存,但因为缺医少药没有条件做手术,这位机枪手几乎无法进食。吃饭时,护士刚刚喂进去的食物,很快就从被打穿的喉管里流了出来。不久,伤口愈合,可是呼吸通道也被堵死,就这样,机枪手窒息而死……还有一个夜晚,我负责值班。那几天前线受伤下来的战士特别多。就在那个夜晚,牺牲了七名战士,都是因为破伤风。我和几个老乡,一个接一个把他们抬到停尸间。那个夜晚,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看着战友们无助地牺牲,心里哀伤不已,同时也充满了仇恨。恨不得亲自上战场为他们报仇。那些死去的战士,很多都没有留下姓名,至今默默埋骨于那块广袤的黑土地上。

随着我大部队不断进入东北地区,情况大有改观。后来,解放区每个乡镇都有八路军驻防,猖獗一时的土匪自感末日来临,小股的除了被剿灭就是作鸟兽散,大股的钻进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眼看大限将至,一股自作聪明的匪徒跟我们玩起了“假投降”的把戏。记得那是四六年的五月四日,匪首骑着高头大马,腰带上别着两把盒子炮,枪把上的红缨足有一尺多长,后面叫花子一样的匪兵歪七扭八像一条死蛇被拖出树林。我们自然知道他们玩的鬼花样,投降可以,但必要的警惕不能放松:张开机头的机关枪架在掩体上,黑洞洞的枪口怒视着欠下我解放区军民累累血债的匪徒;负责警戒的战士子弹上膛刺刀上枪,我军首长在表示欢迎之后自然少不了训诫。在我军威的强大震慑下,刚才还摆足了派头的匪首语无伦次仓皇应对了几句,“欢迎仪式”就草草结束。土匪们随后被缴械,有的被遣散有的被收编。匪首们狗改不了吃屎,后来都因为出尔反尔被枪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路军四面拉网式的剿匪,把黑龙江各地穷途末路的土匪赶到了天寒地冻的松花江上一鼓歼灭。自此,匪患肃清,土改工作顺利进行,共产党八路军站住了脚受到了东北父老乡亲的爱戴和拥护。得到了土地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地把子弟送到队伍上参军,我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百万军中的白衣战士

由于上过学,在我们这支主要由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组成的队伍里,识文断字的我算得上是“有文化”了。加上到部队之前,我就在中学里秘密加入了“东北民主青年联盟”(相当于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进步青年的先进组织。当时的中学里,民主青年联盟处于地下状况,相反,“三青团”之类的反动组织却甚嚣尘上)。由于政治上可靠,一九四七年八月,我被组织推荐进入林彪任校长、何长工任副校长的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当时的军政大学,是我党我军培养干部的摇篮,对学员的政治要求比较高,但为了搞好统一战线,也有条件有目的地吸收一些包括伪满官员和国民党旧军官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由于学员构成复杂,有的是来自前方作战部队的战斗英雄,有的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所以首先要进行严格的甄别和政审,过了第一关的还要看学习成绩和表现。入学时报到的一百多人,毕业时不到一半。其余的都被清除出这支队伍。由于我的“民主青年联盟”成员的身份,被指派为二班班长。在这个班里,就有一个伪满时期的“少将”军官。把他编在我们班里,其实就是在监督下改造,但他却不反思自己所犯的罪行,只是耍派头讲排场,还时不时的非议何长工这样为我党我军建立过特殊功勋的领导同志。这样的人被清除出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学校采用的是部队的编制,我们这些新生被编成一个连队。在这个新的集体里,我结识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人——我的指导员。那是一个来自延安的老红军,他既是领导又是兄长,政治上教育引导我,把我当作积极分子培养,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我,就连袜子破了都是他为我缝补。如果把我们这个连队比作一个大家庭,他就是这个家庭慈爱的父亲!连队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了他的温暖。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说“指导员三件宝,甩水钢笔晃荡表,袜子底板少不了”。所说的“甩水钢笔”,是指他的一支大号金星牌钢笔,据说是延安时期发的奖品,他非常珍惜。这支笔也是连队里的宝,谁写东西都去找他借,而他也从来都是慷慨相赠。由于使用率太高,笔尖磨秃了不下水,他用的时候只能用力甩,就这样,他心爱的奖品被我们变成“甩水钢笔”。“晃荡表”一看就非常有历史了,可能因为机械部件老旧,常常要晃几下才走。红军时期有块手表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资历。“袜子底板”,是用来补袜子的“楦头”,我们每个人的袜子几乎都让指导员缝补过!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所有的优秀品质:以身作则,居功不傲,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的政工干部,当我有缺点时,他若无其事地走到我身边,替我整整军帽,系系皮带,顺便唠家常一样的转入正题。我感受到的不是领导的批评,而是父亲的慈爱——面对这样的领导,没有谁会屡教不改再忍心让他操劳!每想起这些,心底总有一股暖流涌动,感觉眼睛发湿。他教我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做思想工作,在我后来担任领导职务时,时时感觉他就在我的前面指引我怎样工作!由此,我懂得了领导该怎样当,也理解了我军为什么具有那样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通过在军政大学的学习,我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我朴素的阶级感情由此升华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一九四八年二月,刚刚年满十八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抱定了永远跟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在结束了五个月的思想和理论教育后,学员们开始选择专业。这时,土改剿匪战斗中因伤因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的战友们的面容,仿佛电影镜头一样历历浮现眼前。他们为人民英勇战斗不幸负伤,本来可以康复却因为设备落后技术缺乏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再让它重演!因此我决定选择临床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有了理想,有了责任,选定了目标,我以加倍的努力为自己储备救死扶伤的知识和本领。当时的学校临床医学有不少国民党军医和日本军医当教员,开始我们都很有抵触情绪,毕竟我们曾经在战场上是死敌,他们又是手下败将。但通过领导耐心细致的教育,我们愉快地投入到了学习之中。通过接触,才发现从前那些屠夫刽子手在我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已经获得了新生,完全同罪恶的过去诀别了,不禁感慨于我党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在军政大学紧张学习八个月后顺利毕业,我被分派到学校医院,从此,我的军装上又套上了一件白大褂,曾经准备要拿枪杀敌的双手拿起了医疗器械。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国民党抢足了地盘发足了洋财做好了准备,在美国“调停”烟雾掩护下,利用其军舰把美械装备的几十万大军运送到东北后,撕下了伪善的面纱,疯狂地向我军发动进攻。你来我往的争斗中,我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壮大。时间进入一九四八年秋,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东北绝大部分的土地和人口。国民党军四个兵团加上地方保安团共约五十五万人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党中央毛主席适时发起辽沈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我所在的学校医院地处后方,很遗憾没能亲身参与到这次影响解放战争进程的伟大战役。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们随第四野战军入关,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东北军政大学奉命搬迁随军南下,在省会城市建立新的军政大学,为当地培养人才。一九四九年八月乘火车到达郑州后,开始长途急行军。部队几天几夜不睡觉,一直向广西进发,我和战友们有时边睡觉边走路。当部队进至湘西辰溪时,营长激动地说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战士们群情激昂,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连续行军的疲劳一扫而光,身上的负重也感觉轻了许多,脚步不知不觉加快了许多。一路走来,亲身感受了革命军队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每次告别,都饱含深情的泪水。特别是在湖北孝感,部队将要开拔,房东熊大爷将我送出十几里路还舍不得离开。那情景,就是父亲在送别孩子啊!

十一月顺利抵达目的地广西桂林。同期,中南军区军政广西分校在桂林成立。为了进一步学习临床医学,我又进入广西医学专科学院学习。在广西医学院学习的那段时间,我接受了非常专业系统的临床医学教育。学校中有个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老师,被我军优良的作风深深打动,对我这个“解放军学生”格外照顾。因为我们医学理论水平较低,他就手把手地教我。在这里,我接受了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培训,使我受益终生。

支援边疆扎根雄关

一九五四年九月,组织上安排我到北京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北京医学院附属平安医院工作,在那里我结婚成家(战争年代部队对结婚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二七八团”的条件,即二十七岁、参加革命八年以上和团职及以上干部,建国以后才逐渐放宽)。一九六六年八月,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医院整体搬迁到甘肃省嘉峪关成立酒钢职工医院,我和爱人成为酒钢职工医院最早的一批医生,从此在戈壁钢城扎下了根。

一九七一年,我奉调担任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首任院长。从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到单位领导,我感到的不是身份的变化,而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担在了肩上!虽然工作的内容变了,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能变,救死扶伤的宗旨不能丢。由于亲身经历过太多生命的消亡,所以就更加珍惜生命;因为是来自于老百姓,所以就把老百姓当作亲人;因为是在慈父般的领导关爱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就用慈爱来关爱年轻人的成长……

记得有一个文殊乡的“五保户”老人患有心肺病,经过我们的治疗后有所好转。出院回家后,可能是劳累所致时有发作。每当病情加重时,他就跑到医院来,看到哪间病房有空床就自己躺上去住下不走了。医生向我汇报,我说,既然来了,就先治疗再说。反复数次,我找到他时,他说:“我又没钱治病,我不自己躺下你们不要我”。面对这样的乡亲,我们也听之任之,从没有赶他走;还有一个新城乡的老乡,胃出血送到医院来,手术之后无钱交付费用,我们给他免费治疗,他感激地说要把家里的两只羊卖了缴费。我告诉他把羊卖了,买几只鸡熬汤喝补补身体,有利于伤口的愈合。痊愈后他千恩万谢地走了,手术时的血浆费都是我们垫付的。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在行军途中素不相识却为我送伞遮雨的父老乡亲,我深受其恩,怎会忘恩负义冷酷对待他们?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医院是他们的工作单位,但我更愿意把医院看作是一个“连队”,而我就是当年的“指导员”,引导他们积极向上,鼓励他们钻研业务,为他们的生活排忧解难。多少年来,我从不敢懈怠,因为我感觉到指导员在对我微笑,那些英烈们的眼睛在看着我……,

一九八五年,我光荣离休,在组织的照顾下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回顾走过的大半生历程,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饱尝过亡国奴的屈辱,经历过奋斗的艰辛,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如火如荼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却又通往美好明天的道路,血火洗礼,大浪淘沙,倒下了多少英雄,退出了无数懦夫,我们这些坚定跟党走的幸存者,有生之年,又看到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可阻挡地向着伟大复兴的目标迅猛前进,深感生逢其时,自豪和骄傲之情油然而生!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抚今思昔,惟愿后来者自强不息,使曾经的痛苦不再重演,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为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本文由编写组根据杨毅飞同志口述记录整理)


血火征程 壮丽人生


——黄继达同志回忆录


我一九三零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文马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我记事起,一家十几口人三代同堂,仅靠六亩多薄地维持生活,每年都有一两个月口粮接济不上,只好靠榆树、柳树叶和树皮掺进野菜杂粮中赖以活命;三间破旧的土屋只有两间可以住人,父辈兄弟几个为地主家扛长工挣些粮食来补贴家里,只好长期在外面居住。很小的时候,我就为别人放猪打短工,年成不好的时候,四处乞讨糊口,尝尽了心酸。虽说度日艰难,但一家人相濡以沫,苦难中也还有些许安慰。

但就是这样的清苦日子,在当时也成了中国人民的奢望: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以致东北三省在四个月时间内完全沦于敌手。接着,日寇于一九三三年攻占了热河,进军关内,侵占了冀东各县,置北平、天津于重兵包围之中,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划定冀东为“非武装区”,出卖了华北大片领土。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就此罢休。为了达到全面占领中国的目的,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继续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进行军事威胁,迫使平津两市所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并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日军策动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整个冀东已经全部践踏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华北危急!中国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国之大,已容不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最低的生存要求,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冀东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面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抗日的武装暴动风起云涌,百姓自发组成的“救国军”、“自卫队”辗转游击于长城内外,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们虽然在敌伪的联合绞杀下先后失败,但他们的战斗精神,激励着广大人民的救国热情和中华儿女的抗日决心。我的长兄黄继顺,就曾经是这些自发抗日武装的一员。一九三八年,他在队伍被日伪军打散后即投奔了八路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光荣的人民战士,我们家也因此成为庄里唯一的八路军家属。但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大哥改名为黄禹臣,一直沿用到离休。受兄长的影响和教育,我很早就明白了什么是民族大义,幼小的心灵里早早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军民热情高涨,“地道战”这些战争史上人民群众的创举,就发生在冀东革命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已淹没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十分关心民众教育问题,深入乡村兴办学校,组织干部担任教员,宣传抗日救亡,鼓舞必胜信心。一九四零年,我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迈开了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在党的组织下,我们村成立了适龄儿童组成的抗日儿童团,八路军冀东抗日根据地第四区区长于泽民同志指定我担任儿童团团长,时隔几个月,在团内进行了“民主选举”中我全票通过,被正式任命为儿童团团长。在学习之余,组织儿童团宣传大生产、“抓赌抓懒汉”、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件,慰问伤病员,组织群众“跑反”(躲避敌人清乡扫荡),走家入户宣传党的政策“劝伪还乡”(动员伪军家属劝说子弟回家),从此投身于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革命斗争。

日伪军的炮楼就在离村庄五六里开外的地方,儿童团员们上到高处瞭望,一看到清乡扫荡的日伪军开出炮楼,大家就一边奔走呼喊:“小日本来啦!小日本来啦!”,一边和村干部组织乡亲们安全撤离,等确定日伪军走后,再回到村里。长期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练就了儿童团员的机警和勇敢,也积累了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一般规模的清乡,几十人、上百人的日伪军出动,大家就跑到离村七八里路的团城躲避;大规模的扫荡,就要跑得远了。每次敌人出动,我们就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绝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由于大家熟悉地形,加上根据地党员干部组织得当,我们和乡亲们一起在山上与敌人打转转“捉迷藏”,有时躲进山洞,有时抄小路从这个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日本鬼子占不到什么便宜,气急败坏地乱放一阵枪炮后就灰溜溜地滚回炮楼里去了。多数时候,群众受的损失相对较小,但有时也有没来得及跑掉的群众被抓到的情况。村里外号“大傻小子”的一个青年被日军抓住,灌辣椒水毒打不过,说知道八路军藏枪的地方,日伪军逼他带路,他把敌人带到河滩里,在河中折腾了大半天。敌人见找不出什么,就把他拉上岸来残忍地杀害了,头都被割了下来。敌人的残暴更加激起了大家的民族仇恨,我们同仇敌忾,利用各种方式和敌人展开斗争。

记得有一次日伪扫荡,把一位游击队员堵在村里,万分危机的时刻,母亲把他拉进家门,一把扯掉战士身上的土布制服塞进柴堆,脱下自己的右开襟兰褂套在他身上,对他说:一会查问起来,我就是你妈,你就是我儿子!战士刚蹲在地上往灶里添火,四五个日伪军就闯了进来。左看右看找不出什么名堂,对着烧水的战士问:你的,什么地干活?母亲连忙说:我儿子,是我儿子。敌人走后,我们手心里都捏出了汗。许多八路军战士都称她为“抗日战士的好妈妈”。还有一次,兄长黄继顺和一位战友被伪军围到了河边的南窑坑,敌人把全村人驱赶到那里指认“土八路”,兄长和他的战友手里都有“王八盒子”,躲在坟堆后准备拼命,但包括伪保长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指认他们,在乡亲们的保护下,两人得以安然脱险。在我担任儿童团团长期间,兄长黄继顺在战斗中负伤,被组织上安排回乡养伤。由于我们是村里唯一的八路军家属(我家是八路军的“堡垒户”,往来的八路军战士、交通员、地方干部,常在我家落脚、吃饭,我们全家大小都勇敢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敢把兄长安排在家里,只好秘密地安置在茂密的高粱地里,家里人偷偷送饭,还常常转移地方,直到大哥伤愈归队(大哥黄继顺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人物,作战勇敢,有不少英雄事迹。在一次奇袭南河炮楼的战斗中,大哥通过统战工作策反了驻守炮楼的伪军,率领四五个战士乘着夜色摸上炮楼,将十几个日本鬼子刀刺枪击全部歼灭,一时在根据地传为美谈)。

我组织儿童团员利用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向群众宣传抗日,向他们讲鬼子必败、我们必胜的道理;在广大群众中教唱革命歌曲——“鼓足干劲,战斗生产。多打粮食,就是抗战!”“战斗生产,战斗生产,晋察冀的军民越打越勇敢!” “跟着聂司令,向法西斯反攻,向新中国挺进!”我在宣传抗日的同时,也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当时,我是儿童团员中歌唱得最好的。受此影响,我一辈子都喜欢唱歌。革命生涯中,我常常把唱歌当做鼓舞士气、打垮敌人的有力武器;离休至今,我仍然活跃在老干部合唱团的舞台上,唱红歌、讲正气,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责任)。一九四三年开展的“劝伪还乡”活动中,我们亲自走进伪军黄庆海的家里,向家属宣传民族大义和共产党优待脱离日伪回乡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开始时,家属还轻视我们这些孩子,但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宣传和劝说下,终于答应劝当伪军的儿子回家。两三个月后,父母就领着脱下了伪军服装的儿子前来报到。在此期间,一位姓单的地方干部带领我们四个儿童团员去执行任务,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当介绍到我是文马庄儿童团长时,聂司令连说:“好!好!好!”并教导我说:“ 小鬼不简单啊!今后一定要多学习文化知识,做一个有理想有文化的革命人才。”

根据地学校的教师多数是八路军干部。由于我家是八路军家属,加上带领儿童团参加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并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引起了上级组织的注意。一九四五年八月,我被冀东抗日根据地蓟县第七高小(完全小学)选送到冀东第五抗日中学(冀东第五抗日中学是当时冀东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校,学校使用军队的番号对外通讯联络,部分师生配有枪支,高年级学生组成警卫连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一部分教师是秘密党员)接受教育,系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及党的政策,校长郝希武。郝希武同志是河北省蓟县下仓镇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冀东抗日暴动前,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是蓟县七区救国会副主任。暴动时,任抗联六总队政治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军需装备研究所副所长、后勤学院军需财务系副主任、后勤学院专业三系主任等职,曾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当时教导我们说:“这所学校是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你们毕业后将根据组织需要分配到军队或地方去锻炼,为党和人民工作。你们除了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课程外,还要重点学习党的土改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式和任务等内容……”在校期间,我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时刻准备着为党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后来,学校为了锻炼培养干部,抽调部分师生参加了蓟县小靳庄的土改工作,我被选中参加土改工作队。我们运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成功化解了许多矛盾,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正是这一段难忘的学习生活,使我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提高了军事素质,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和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原本以为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换来了渴望已久的和平,可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和抗日武装刚刚掩埋好同志们的尸体,还没有来得及擦干身上的血迹,洗刷身上的征尘,又被迫投入了硝烟弥漫的新战场。我也随着时代的洪流,投身于伟大的解放战争。一九四八年四月,学校挑选一部分优秀学生充实到十五军分区工作,我有幸成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因为文化基础好,学习成绩优异,加上写得一手好字,我被分配到《战友》报社当缮写员,负责誊写钢板、油印报纸和材料。当时,油印版的《战友》报七天一期,石印版的十天一期,所有的校对、刻板、印刷都由石印工人和缮写员亲自完成。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中要求,从老解放区调动五万三千名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被选调到四野司令部机要干部集训大队接受培训,一九四九年四月随四野从天津南下到汉口,五月派到四野司令部机要处担任译电员(排级)。当时四野正准备与白崇禧集团的大决战,往来的电文密集,译电员们通宵达旦地工作。此时的汉口,真正显示出了“火炉”威力。潮湿不说,蚊子又来凑热闹。汗水湿透了衣衫,我们只好在旁边放一盆凉水,时不时的在脸上抹一把,一则降温,二则提神。年纪大的同志更有绝招,把头发用绳子拴住吊在房梁上,以免睡觉误事,真正是“头悬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丧失民心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轰然倒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亲自见证了为之不惜牺牲英勇奋斗的新中国的成立,一种巨大的神圣与光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胸中撞击着,大家眼里都饱含着幸福与激动的泪水!

一九五O年五月,我被分配到中南财经委机要科任译电员;同年八月,又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南局)机要处任译电员和机要秘书。在此期间,四野成功解放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政权龟缩于台湾,已经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了。一九五一年七月,我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机要处继续担任译电员和机要秘书直至一九五二年九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引起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大恐慌。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南朝鲜(韩国)军;二十七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兵入侵朝鲜,并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公然侵入我国领海,阻止我们解放台湾,而且不顾中国的严正抗议,纠集英国等十六个国家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妄图绞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决心对付这一挑战。十月初,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同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我和同志们也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一九五二年九月,按照“正式译电员、能够独立工作”的要求,我被选中赴朝,到志愿军勤务后方司令部机要处办公室任机要秘书——之所以不叫“后勤部”而叫“后勤司令部”,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我军在长期的对敌军事斗争中,后勤给养来自“取之于敌”的战场缴获,但朝鲜战场所面对的是全新的敌情,一切物资都需从国内长途运输,而美军凭借制空和制海权集中一千多架飞机封锁我运输线,我军后勤补给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铁路通车时间只有全年的五分之一,汽车夜行也只能闭灯作业,一夜行驶三十公里,后勤保障率不足百分之五十,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指挥铁道、工程、高炮、汽车、装卸等各军种部队统一协调对敌作战,建立“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必须有统一机构来指挥。

经过长途跋涉,九月到达集结地安东(今丹东),全体参战人员激情澎湃,年轻的喉咙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国鸭绿江”的《志愿军战歌》进入朝鲜。四野的部队乃百战雄师,国内革命战争中从东北到西南,从陆地到海岛横扫整个中国,战士们都是百战余生的英雄豪杰,有的只是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和必胜的信心,没有一丝一豪的恐惧。两天两夜的行军,我们来到了目的地香枫山。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先期到达的工兵战友们炸药炸、镐头刨、铁锹挖、双手搬出的一个面积约二百——三百平方米的大山洞,全体人员吃住办公都在这里。虽然条件简陋,阴暗潮湿,身上盖的被子有时都能拧出水来,长期的“穴居”生活使不少同志都罹患风湿性关节炎,但大家被为祖国为人民而战的神圣事业所激励,到处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每个人生怕自己干得少、质量不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以说是焕发出了生命最强劲的力量!

在机要处办公室任机要秘书期间,经历了入朝后的第一次危险。由于我负责密码的分配和使用,在一次赴志愿军司令部取密码时,由于任务紧急,我只带了一名警卫员,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开上美式吉普就出发了。汽车沿着盘山道路行进时,突然遇到了敌机扫射。司机问“首长,是不是停下来隐蔽?”我大声说:“不能停,加速前进!”因为高速飞行的敌机只能一条直线前进,如同古代战将临阵,冲过去就是“一回合”,再回头已经失去了战机;但要是停下来,那就成了飞机的活靶子。我们做着规避动作躲避敌机的扫射,不幸吉普车冲出狭窄的山路,在即将坠下万丈悬崖的一刹那,一棵大榆树挂住了吉普车,我被甩到路上,司机无恙,可是随行的警卫员卡宾枪管从肋部穿入腹部穿出,情况十分危急。天幸来了一辆大卡车,帮我们把吉普车拉了上来。我们把受伤的战友送到医院进行治疗,随后完成了这次任务。

此后不久因为工作需要,我被调至机要处秘书科任机要秘书,负责电报的送审和分发工作。在此期间,经历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那时,我们虽身处“后方”,但每个人的心是和前方血火相搏的战友一起跳动的——我们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情况,确保做好战地保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一时许,我接到志愿军司令部电报下达的命令,依稀记得大意是“担负上甘岭作战任务的部队弹药储存将尽,限二十八日拂晓前必须为战斗部队补充弹药”。接到电报后,我立即呈报张明远副司令员阅签。张副司令命我火速送达车管部交主管首长办理。此时已是深夜,汽车又不敢开灯,加上山高路滑,还不如人力送达的快捷。为了抄近道,我顶着寒风踏着积雪翻山越岭前行,耳朵冻得失去了知觉,双脚红肿。但一想到前方战友在炮火中的生死搏斗,所有的困难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强烈的责任意识鼓舞下,按时顺利完成了任务。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不久,为加强译电工作,组织上又把我调到机要处译电二科任组长,负责电报的审阅、校改和成全(所谓成全,就是把电报中的错码、错字等校正,使电报能够最大限度准确传达意图,要求有较高的技术素养、丰富的业务经验、全面的综合素质)。同时负责组织译电人员的业务技术和政治学习,提高他们的业务政治水平,以保证电报及时准确秘密安全地传递。此次从事的工作责任重大,一丝一毫的疏忽,都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到成千上万战友的生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局。上级对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立场坚定;保守秘密,视为生命;心细如发,口紧如瓶;提高技术,精益求精;快速准确,慎之又慎;埋头苦干,无名英雄;一字之差,头颅滚滚……”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常常要像背字典一样背诵电码,译电员收发电码要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加密处理,等于是在与视觉同步作数学运算,每个工作人员的大脑都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为了保证密码的安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全部更换,我们又得重新进行记忆更新,我在七天到十天之内能够背诵四千到四千五百字的电码,一般内容的电报我都能够口报,不用翻电码底本,领导对此非常满意,同志们也很佩服。有的电报内容多篇幅长,我就亲自担任报码工作,将文字口转为电码。在工作之余,我们还得钻山沟钻树林砍柴,为冬季来临时取暖储备木柴,身体好跑得快的同志,每天最多能背四趟。往返之间的近九里山路,空手都很费劲,更别说砍完柴再背回来。驻地前后的山坡都被我们开成荒地种菜,解决生活问题。我军延安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优良传统,又在异国他乡的山沟里发扬光大。工作是枯燥而艰辛的,但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英雄般的自豪和快乐。闲暇之余,大家也会搞诸如篮球一类的体育比赛强身健体。美军的飞机时不时地来骚扰,对着地面胡乱扫射。它来了我们就地隐蔽,它走了我们继续比赛,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

由于我在译电二科的出色表现,不久即被委派到志愿军勤务后方司令部首长办公室任机要秘书。得知主管首长是洪学智司令员、张明远副司令员,内心十分激动,为自己的工作感到无尚光荣!新的岗位上,我主要负责机要电报的收发、呈阅、催办、保管、清理、收交。所有的电报都要经我手处理,分发到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手中。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早上,由于点燃炭火取暖时山洞通风不好,工作不久就感头痛恶心。职业习惯促使我强打精神快速锁好电报,之后就倒在了地上。恍恍惚惚中好像是洪学智司令员的喊声:黄秘书中毒了,赶快抢救啊!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医生的指导下大家把我抬到一个小山包上。风吹加用药,苏醒后不久又投入了工作。

在志愿军勤务后方司令部的统一调配下,后勤保障工作克服设备简陋、敌机轰炸封锁的“绞杀”和山高雪厚、洪水肆虐(一九五二年八月,朝鲜爆发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桥梁冲塌,交通中断,美军乘机集中一千二百多架飞机轰炸我交通运输线,名为“绞杀战”,妄图饿死、困死我前方作战部队)的巨大困难,保证了前方物资给养,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截获的美军电文里这样哀叹:虽然联合国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一切力量企图切断共产党中国的运输线,然而他们仍然以难以置信的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没有人为我们披红挂花,但我们知道,胜利背后的某个角落里,一定堆积着如山的电报文稿,回响着滴滴答答的收发报声音!

一九五五年一月,因工作需要,被提拔到二十四军(原三野序列)七十二师二一六团担任机要股长。对于离开后勤司令部,虽然有点舍不得,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加上年轻人对基层作战单位的战斗生活充满了好奇,就愉快地前来报到。此时,虽然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但丝毫不能放松对无耻的帝国主义的警惕。我们来到西海岸挖掩体,防备美军登陆。但此时的“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打击之下,早已成了强弩之末,再也无力发起大的攻势。这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以中朝人民和正义和平的胜利而告终。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道,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所谓“联合国军”,打出了国威军威,为新中国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使积弱百年之久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在世界上直起了腰、抬起了头!每当想起这些,我老迈身体里,时时涌动着青春的热血!我的一生,为此而自豪;我的生命,因此而崇高!

一九五五年底凯旋后归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预备师,先后在沈阳炮校、天水步校教导团学习政治和军事。一九五六年二月回预备第九师炮兵团司令部任机要股长兼干部处负责人(营职),接受一期新兵进行训练,随即第九预备师建制因裁军被撤销。五七年反右时,本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把当时粮食统购统销给农民造成生活困难的事实作了如实反映,被指为 “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划到“中右”的行列,虽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须“控制使用”且“不得提拔”。原本是要把我遣返回乡务农,但因为师里分管干部的刘部长提议:“这个同志还年轻,并且有文化,我们应该给他自我改造的机会,可以到学校教教书嘛!”因此,我才免于被遣返的命运,下放到张掖地区财经学校担任政治和历史教员——此前,已报批我为十九级正营职上尉军衔,因为划为右派被搁置,且降到二十级使用。由于我长期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且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对时事政治和形势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很受学员们的欢迎,这老师倒也当得像模像样。可惜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粮食问题无法解决,财经学校又被裁撤,我又被安置到酒泉地区商业局计划科任科员、负责人。此后直至一九九三年的二十六年间,分别在玉门担任过昌马水库工程局工会负责人,在嘉峪关市历任商业局物价科负责人、食品商店革委会主任、百货公司负责人、物资局副局长、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等职,并在一九七O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揪斗。在此期间,不论环境多么困难,我始终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没有丧失对党的信仰,坚信总有云开日出的一天!后来我的“历史问题”得以平反,也算是为我的革命生涯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九三年离休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幸福地安度晚年。

回顾我的一生,党把我从一个讨饭放猪的贫苦孩子教育成人,亲自参与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尊严的伟大进程,感受了中华民族不惧任何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无疑,我是幸运且幸福的!虽然也因历史的原因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我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动摇!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党性,是经得起任何风浪考验的!虽然与同期参加革命的战友们师职、军职相比,我仍然是一个小兵,但想起前进的道路上埋葬在青山厚土及异国他乡的战友,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从来就是在斗争中成长、在曲折中前进,那些历史的波折,也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成长中的阵痛,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个人的那点委屈和损失一如苍穹中的浮云和尘埃。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翻出着我厚重的军服,抚摸着我珍藏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胜利纪念章、军功章,凝视着与战友发黄的合影,热血澎湃在我的胸中,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八十多岁的我,来日无多,看到亲爱的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任人宰割到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我百感交集。写下这段文字,只为了追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独立富强的光荣而艰苦的历程,以期把优良的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平凡的一生


——朱学敏回忆录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我出生于永登县城关镇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里无地,只能靠给地主扛长工过活。西北本就是苦寒之地,地薄民穷,加上生逢乱世,争战不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穷人家的孩子,一出生就掉进了苦水。那个时代,穷和苦是老百姓一生形影不离的伴,走遍天下都一个样。但我们除了这两样,又多了一个“怕”——国民党为了维护残暴而黑暗的统治,不断扩充军队,年年征兵。征兵,听起来斯斯文文,可实际情况却形同抢人。我的大哥在一次征兵的时候“有幸”被他们看中,父母千求万求,总算“开恩”,舍尽钱财、东借西凑买了一匹马顶了大哥的差。谁知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三哥又被他们盯上了。为了保护三哥,胯上生疮的二哥和抓丁的伪警察打了起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三哥跑掉了,但随后招来了更多的伪警察,他们连生病的二哥也不放过,父亲再也凑不出“以马代丁”的那么多钱财,只有跪地苦苦哀求。穷苦人的哀求和眼泪,不但没有打动那些老爷,反而激起这些衣冠禽兽的兽行:二哥被抓走了,父亲也被丧尽天良的伪镇长王永兴将一块石头硬塞进嘴里横加折辱。失子之痛加上非人的折磨,父亲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煎熬中一病不起。为救大哥倾家荡产,二哥被送到宁夏当兵,三哥逃亡在外不知所终,横祸连连降临到这个已经苦不堪言的家庭头上。我本来还有一个弟弟,但家里再也养不活他了,只好送别人以求活路。苦难的童年,留给我的只有家破人亡的哀痛和悲伤。

为了摆脱这悲惨的境况,全家节衣缩食供我读书,生活的艰辛更让我早早懂得了肩上担着全家人的希望,买不起书就抄,别人下一分苦我下十分,别人两年的功课我一年学完,并且成绩都在名列前茅。升入中学不久,家里就再也无力供我读书了,只好在姑父的引介下,在永登县直接税分局谋个差事糊口。那个时代的公务人员,是名副其实的“老爷”,我名义上是负责日常“勤杂工作”,实际就是给科长扫地擦桌子外加端屎倒尿。这伺候人的工作也没有干得了多久,由于单位合并,没有任何关系和背景的我只得回家。这时的我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为了躲避抓丁,父母托姑父四处求人又为我在武威谋了个工作,好不容易全家为我筹齐了路费辗转来到武威的时候,那个职位已经被别人顶替了。工作被人顶替,回家又没有盘缠,万般无奈之下,姑父托人把我送进了国民党伪一九一师五七二团“当兵吃粮”。原本是要“躲兵”,阴差阳错地自己找上了门。在那个时代,老百姓走到哪里都逃不脱被奴役的命运!凭着我学的那点文化,他们安排我当了一个“上士文书”——虽然叫“兵”,却从不发枪,也不上操不训练,只负责造名册发军饷。此时,已到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随着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挥师西进,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土崩瓦解。当官的带着钱财逃得无影无踪,整个部队成了一群无头苍蝇(后来得知被抓到宁夏当兵的二哥也因此跑回了家)。在大街上漫无目的乱转时,看到了解放军干校招生的布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来报名的我,惊喜地发现干校领导张林锐和负责报名的马啓科竟是中学时的老师!一期报名的三百多人被分为三个小队,我被编在马啓科任指导员的一队。我像一个曾经误入歧途流浪在外的游子重新回到了慈母温暖的怀抱,在干校里接受革命思想,同时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些闻所未闻的知识,像一股清新的风吹开了一座老屋久闭的门窗,扑面而来的是万紫千红的春天!我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远大的理想和伟大的精神。与此同时,干校的同志们在生活方面还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配发了干净整洁的洗漱用具、被褥衣物,让我感受到了家庭一样的温暖。短短的几个月中,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定共产党才是引导我们脱离苦海走向幸福的明灯!立志要跟着她为千百万像我一样的劳苦人民服务。在此期间,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记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和同学们纷纷走上街头,书写庆贺的标语,与获得解放的群众一起扭秧歌,手拿镰刀斧头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家家户户像过年一样,天空中弥漫着幸福和欢乐。打我记事起,从没见过老百姓这样高兴过。那个场景,永远印在了我的心里,至今都难以忘怀!

这期干校,原本是为进军新疆做干部储备,但由于新疆和平解放,我们被就近分配到张掖分区文工团负责管理事务。这时的我已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不久又被派往高台县团委工作。因为我踏实肯干,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九五O年我又被调到中共高台县委秘书处任文印员。作为一名文印员,每天都要印刷很多文件。那时的印刷技术还是停留在人工阶段,设备也极其简陋。每天清晨我都早早起床,按照文件内容用铁笔在钢板上一笔一划地刻字,等刻出完整的文件后开始印刷,既不能出差错,也不能耽误时间。任务重时,在煤油灯下彻夜工作也是常事。那时虽然条件艰苦工作繁重,但从没有感到过苦和累,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从前练就的一手毛笔字也派上了大用场,墙上的标语、布告栏里的通知都由我来书写。我随身带有一本字典,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现场解决,一边学习一边为人民服务。我的工作获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党组织也开始重点培养我,在高台县发展第一批党员的时候,那份名单里只有我一个人!从此,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不久,我被抽调到工作队搞减租减息。一次我带着民兵去地主家里缴粮,好不容易找到了粮仓,却从里面冲出了挥舞着尖刀拼命的地主婆,我连忙让大家把她绑了起来。县委知道了详情后,批评我方法简单粗暴,不应该以绑人的形式处理这件事情。专区工作组的杨科长为保护我,主动承担责任,说是由于他没有安排好工作才导致此类事情的发生,这件事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老领导勇于担当爱护同志的高尚行为,为我以后走上领导岗位后树立了一个榜样。

一九五O年冬季,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广泛展开,我又被派到酒泉干校学习如何发动群众、丈量土地、访贫问苦,如何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学习结束后,我被分到酒泉土改试点的嘉峪区三乡搞土改,与农民同吃同住。当时的嘉峪区三乡,许多人家连做饭的铁锅都没有,三块石头架起来就是炉灶,破烂的砂锅勉强用来煮饭,而这“饭”只不过就是一些小米加土豆。这种景象在我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白天在村上组织土改工作,晚上就在满是黑灰的煤油灯下整理记录写报告。后来建立乡政府的时候,不识字的村民只能用大豆来投票选举。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我真切的感受到贫农的苦和难,暗下决心一定完成好自己的使命。这期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我和同志们在工作之余打土坯,把卖土坯的钱全部捐给国家支援前线。

完成了村政府建设后,我又被派去酒泉学习计划经济建设,怎样消费定额、怎样按人口计算、怎样做经济计划。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来指导工作。“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再难的东西也能学会。就这样,我边学习边工作,高台县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商业组经济计划就这样做了出来。

一九五二年底,我调至中共高台县委统战部担任秘书,在少数民族分散聚居区调查当地情况、宣传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成立自治县。那时,每天能按顿吃上盐水面条都是好的,不会骑马,从马背上摔下来再骑再练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次,由于炊事员不了解当地裕固族不吃马肉、驴肉的风俗习惯,给前来商谈事情的裕固族人做了一锅驴肉,致使来人不欢而散,并且引起了民族干部激烈的反应。后来我们当众道歉,并彻底清洗炊具,才取得了谅解,平息了事件。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在与少数民族人民的相处中平等、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重要性。于是我更加注重从方方面面掌握少数民族生活中点点滴滴细小入微的风俗习惯,“决不违犯少数民族习俗”成为我对自己工作的第一项要求。同甘共苦的工作中结识了我一生的伴侣,在县委批准后我们结为了夫妇,共同在高台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由于我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中表现优秀,组织任命我为中共肃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肃南地区是一个自然条件异常艰苦的地方,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区,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一九五八年,我在山坳中组织人民群众大炼钢铁、铜,一个月后,炼铁所需要的煤炭不够了。为了保证煤炭正常供应,我自己下窑,对立槽、横槽两种挖掘生产情况进行实地勘察,以便鼓励在能负荷的前提下,各个煤窑生产更多的煤供给炼铁。炼铜地点也在距离居民区两百多里海拔四千米左右的深山中,我就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在山中。由于山高路远,运输全靠人力畜力,运送焦炭和粮食的牛不堪重负,蹄子磨出血而不能工作,我就和同志们省出粮食给一些精壮的同志吃,再由这些同志翻山去寻找食物和救援,最终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不辱使命,炼出十吨铜。

五十年代末,我被任命为中共肃南县委农牧部部长。此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同天祝、阿克塞、甘南等地的二十六名优秀干部在组织的安排下,组成“民族干部参观团”赴内蒙海拉尔市考察农牧业发展情况,后又到我国工业密集的东北地区考察工业发展情况。我们在黑龙江学习铁炼铁技术和自行车加工制造工艺,第一次看到机械化的工业流程。与他们相比,肃南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形见绌。回到肃南后,我和同志们着手开展牧区互助合作工作。本着上级“牧区改造不分不斗、不划阶级、重点扶助牧民发展生产”的精神,我们在工作中坚持“步子要稳、政策要宽、时间适当延长”的原则,深入牧区,向牧民们宣传政策,讲解科技原理,早上和中午就吃点炒面茶,没水喝就喝掺有草渣、羊粪的雪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先后开展了牧区改造、牧业合作社、牲畜品种改良、草原规划、灭蝗灭鼠等工作。动员群众夏季应往远处、高处的山上放牧,天气炎热的时候注意牧群松散放养以避免通风不够;春天换青放牧的时候要注意护青等等。通过一系列的科技经验推广,牧民们慢慢接受并掌握了放牧生产的优良方法,懂得了如何按季节规律合理放牧,从而保护了草场,提高了畜牧业产值。我们还带头实行按劳分配,养殖狍子和鹿,研究解决如何发展牧业的问题,使牲畜产量从一九五四年的十九万头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三十七万头。能为牧区人民更好地生活而奉献,我无比的欣慰。

后来,我又被借调管理肃南县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肃南县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是解决肃南县人畜饮水问题的大工程,由省水利厅负责钻井施工。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出现了深井泵经常发生故障的现象,而当地没有型号合适的空气压缩机用来深井抽水作业,正值干旱时节的肃南人民正等着用这口深井的水来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这是整个肃南牧区人畜的饮水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给当地畜牧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还有可能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我连忙赶往省水利厅向领导汇报出现的情况,上级领导知道情况后给了我一台空气压缩机。我带着这台压缩机又连夜赶回了肃南安装设备,却发现这台空气压缩机的油缸漏油,不能正常使用!好不容易解决了的事情就这样和我开了个玩笑,于是我又带着空气压缩机返回省水利厅,但这回问题的解决却不顺畅。省水利厅无法解决空气压缩机油缸漏油,并且全省再没有型号匹配的机器。我只好硬着头皮租了一辆车闯进了省生产指挥部,找到了副省长李培福。经他介绍,我颠簸了两天赶到了肃南舟曲。可就是天不随人愿,我和当地的技术员在舟曲的仓库中没有找到一台空气压缩机,我只得连夜赶回省里向领导汇报情况。领导再次协调至内蒙古呼和浩特,我又星夜兼程奔向呼和浩特。早上十一点到达,一直排队到下午才安顿下来。但内蒙之行,也没有找到配套的机器,我们只好四处求救。后来在上级领导的协调下,最终解决了肃南四万多头牲畜饮水问题,压在我心头的那块巨石终于落地了。此事虽然最终得以解决,但时时深感自责——由于在工程验收时我们相信了专业的验收报告,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检查,致使井道偏离的问题没有被发现,造成了机器的损坏,给人民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此后凡经我负责的工程,必定要亲自验收才放心,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一九七O年文革时期,我调任肃南县商业局负责人。我本着坚定不移跟党走、执行党的决定、对党负责的态度,不参加任何派别,只是做好统销统购的分内工作,保障了牧区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用品的正常供应。后来,我又被调至肃南县祁丰区任书记,后又因为行政区划归属划分问题,被安排在嘉峪关镜铁区区委会任副书记,我们一家因此搬到了嘉峪关。那时的嘉峪关建设才刚刚起步,我们来到嘉峪关时一穷二白,先被安排在招待所里住下,后来一位老乡要回老家,自愿把房子留给了我,我们这才算真正在嘉峪关有了家。初来乍到,连办公的场所都没有,于是,就在镜铁山上组织修建了区委办公室。为了发展嘉峪关的牧业,我联系购买了一百多只新疆母羊羊羔和十只种公羊,交由畜牧站统一管理。刚刚熟悉了嘉峪关,我又被调回肃南县,先后在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任肃南祁丰区区委书记、中共肃南县委宣传部部长。由于我已在嘉峪关安了家,在肃南工作了两年后,我又调回嘉峪关市,任嘉峪关市农业局副局长。为了嘉峪关的生产发展,我再次购买了两千多只绵羊羊羔,分给了各个生产队。我们还为农业机械化奔走联系,最终在上级领导的协调下,联系用酒钢的铁从兰州换来拖拉机分到各乡使用。那时出差去兰州每天给的补助只有一毛钱,这一毛钱连一碗牛肉面都买不到,很多人都推辞不肯去兰州出差。看到这个情况,我主动要求去兰州运回拖拉机,补贴不够用,我就贴上自己女儿在缝纫厂做手套挣来的钱出差。别人都说我是不折不扣的“傻子”,自己儿女的工作不给安排,还自己倒贴给公家干活,可我始终如一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共产党执政是为了人民,决不是为自己谋私利的!

在农业局担任领导期间,我亲自下基层,在团结六队蹲点,开展了一年的乡下种田生活。在这一年中,我每天保证第一个起床,查看麦苗的长势情况,及时补种、按时施肥、按时浇灌、除草。这一年的辛勤努力,麦苗都像在帮我说话,我的麦子是全队中最好的,在生产成果观摩中,我得到了农民和领导共同的称赞。从生产队回来,我被任命为农业局局长,一辆链条经常打滑脱落的破旧自行车就是我的坐骑。骑着这辆自行车,我常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在新城公社调研时,发现了那里缺水的问题。新城公社为解决农业灌溉用水,曾经先后打了四十多眼水井,但在随后的使用过程中,又出现了水井和草湖中的水逐渐变少的情况。我们果断地停止了进一步打井,到酒泉讨赖河管理处联系解决问题。为保证足量供给嘉峪关百分之三十的农业用水,我又亲自带人跑遍讨赖河从嘉峪关到源头的流经地,组织测量河中水量,用翔实的数据争取最大利益,不但解决了嘉峪关市农业用水的问题,同时还修建了一个水库,储存冬天的河水以备急需。有一年,嘉峪关市发洪水,把文殊公社的土地冲坏了,酒泉也受淹。我再次联系讨管处,并请示市级领导,组织修建排洪沟。排洪沟建成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在大兴乡镇企业期间,我们没有跟风上,而是做了翔实的调查研究之后决定集中人力物力保重点,兴建了棉纺厂、文殊水泥厂、嘉峪关公社农具厂,加强了新城碳黑厂的建设。

后来,我被调派到嘉峪关市审计局工作,那时候单位的电话不够使用,我就把家里的电话拿到单位让大家用来办公,审计局的建设也是在那时开展的。

在任审计局巡视员时,有一天市上领导找到我说:“由你来圆你的一个梦吧”!这个梦,指的是我在任嘉峪关市农业局局长的时候,作为政协列席委员曾提出过一个关于建设文殊大桥的提案,现在这个提案就要真正实施了。在建设现场,我们没有办公的地点,就找来报废汽车的后半截来作办公室,没有电力作保障,我协调电管所从团结村分电处,以可选的最短距离给工地上接上了电。经过组织测算,在洪水来临前要完成桥梁下半部分建设,必须保证每天打桥柱地基在一米左右的深度。我以身作则,天天蹲守在工地上,抓进度、把质量。在验收桥梁的时候,肃南“深水井泵故障”事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无论验收报告多么天衣无缝,我必须“眼见为实”!为了保障桥梁在使用中不出问题,我们组织了五台装载了二十吨重物的车辆进行“破坏性”检验。同事们都说我这不是在验收,而是在搞破坏。实验无疑是成功的,文殊大桥建成了,因此我还被评为了“好党员”,这是对我多么大的肯定和褒奖啊!

一九九一年,在完成文殊大桥建设后,我很自豪地离休了。这是我在离开工作岗位时为老百姓做的最后一件好事。正如领导所说,我的“梦”圆了!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只是在田间地头、山坡草原上和老实巴交的农牧民打交道。他们有困难,我急在心里;他们过好了,我笑在脸上。我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可圈可点的功绩,我只能说,我做到了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堂堂正正。以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服务人民,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回首苍茫耀丹青


——李林同志回忆录

(李琳,祖籍山西山阴县,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九四八年八月正式参加革命,一九九三年九月光荣离休。时任嘉峪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出生于一九三二年七月,那正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

我出生不久,父亲就投身革命,萍踪天涯,母亲独立支撑着家。家乡以马、杨、梁三大姓为主体,分成三个行政村,我家住在马村,属于小户,经常受到歧视排挤——这是当时农村封建家族势力“族权”形态的遗存。

从我能记事起,因为人们都说多年没有音讯的父亲参加了八路军,因此,我们家不但要受到地方上家族势力的欺压,而且还要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汉奸的恐吓,处处受到压抑,生活越来越艰难。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也不敢说大话,于是只能少出门,和外人少交往,免得惹事闯祸,这样就养成了少言寡语的性格。

七岁那年,在我一个教书的远房大伯的学堂上了私学。本来应该先从《三字经》、《百家姓》读起,但是因为没有借到书,就利用祖先留下的旧书,先从《中庸》读起,之后又读了《论语》。

后来,由于日本侵略者和伪军对八路军的不断围剿,也因为有人不断怀疑我的父亲参加了八路军,我们全家就过着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夏天,终于有了关于父亲的确切消息。我和哥哥就投奔父亲所在的部队。哥哥参了军,我因为年龄小,就留在父亲所在的部队机关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家乡解放。一九四七年,我回到原籍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当了儿童团长,这期间我明白了很多革命的道理,逐步确立了投身革命的理想。

家乡的土改工作结束后,我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正式参军,到晋绥第六军分区供给部当干事。后来又调到山西雁南军分区供给部,给部队筹措给养。这之后两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进展迅速。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所在的部队从山西出发,到达西安,经过整编,我被编入甘肃省武卫军分区后勤部军实科当科员。一九五O年初,分区和三军八师合并,我又被分配到二十二团后勤处工作。同年十月我转业到武威专署,被派到武威专区合作社担任人事股股长,之后又兼任业务股长。

一九五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初期,合作社的主任因贪污和历史问题被逮捕,随即专署任命我为武威专区合作社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在当时农村缺乏商业网点的情况下,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是群众非常欢迎的。但是,当时既缺乏资金,又没有干部和经营场所。这些问题,在省社工作组的帮助下,经过试点,都一一得到了解决。我们的主要做法:一是发动群众入社参股筹集资金;二是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三是寻找公共场所或群众集体活动的场所如庙宇等解决经营场地。就这样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土改工作组的积极配合,各县和区政府所在地不到一年时间就都建起了当地的供销合作社。紧接着,我们在城镇又招收一百多名知识青年,办会计学习班,解决了基层缺乏会计的问题,同时在各乡镇政府所在地都设立了分销店,在城市还组织了市民消费合作社、职工消费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买卖需要。由于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分工:首先进行了商品分工,随后又进行了经营地区的城乡分工。

一九五三年,中华全国合作总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从此全国的合作社就统称为供销合作社。随后我们专区合作社根据省社的决定,改名为甘肃省供销合作社武威专区合作办事处,负责督导专区的合作事业,组建了购销站,负责经营供销社的购销业务。接着,地委又让我参加了全区粮食统购统销的领导工作;一九五四年,我又领导了全区的棉布统购统销工作。

当时的这些工作,供销社都起到了稳定市场,繁荣经济,方便人民生活,保证国家政策顺利实施的积极作用。

一九五五年开始的肃反审干运动中,我和专区税务局局长被指定为武威地县供销社、地县税务局等五个单位肃反审干领导小组负责人。后来武威和酒泉两个地区合并成张掖专区后,我又被任命为张掖专区合作办事处的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因为主任被调出)。后来,我又同时担任张掖地县银行、地县供销社、地县邮电局等六个单位肃反审干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进行着艰巨复杂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又迎来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供销社的主要任务是个体工商户的改造:组织个体工商户走合作经营的道路。这项工作由于党的政策措施正确,进展得比较顺利。

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眼光下回顾这段历史,它是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一段探索之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商品供应匮乏,为了有利于国计民生,充分发挥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积累建设资金,合作社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毋庸讳言的。在对个体工商户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通过多种形式,既顺利地改造了企业,又有效地改造了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反右运动开始,由于工作变动等原因,我未能参加,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在专区机关党员大会上,因为我没有揭发某同志的所谓反党言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成了农林、法院、供销三个系统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到六月份,地委宣布我为严重的右倾思想,给我“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降三级”的处分。从此,我就成了商业局的机动干部,干些下乡出差的工作,直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张掖地区又分成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地委让我回到武威专区任商业局副局长,到九月,宣布给我彻底平反。

一九六三年年伊始,又恢复了武威专区合作办事处,随后我被任命为合作办事处主任,让我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生产救灾会议,我代表地区向会议汇报了武威地区受灾的程度及生产自救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四清” 运动开始。在“四清”运动开始时,地委派我到永昌参加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县委扩大会,听取意见,帮助县委整顿领导班子,进行“四清”运动教育。让各级干部“洗手”、“ 洗澡”,纠正错误。“四清” 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全国数百万干部分期分组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从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被地委从“四清”工作队调到地委文革办公室任副主任,分管专区直属的三个中学和接待工作。

在武威,“文革”初期“九二O事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在地委召开的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有几十个外地串联来的红卫兵和当地的学生冲进会场,抢夺话筒,发表演说,攻击地委。事后,地委抽调支持地委工作的干部工人代表十多人组成代表队,由我带队到兰州说明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们到兰州后受到当时省委一个副书记的接见和欢迎。但当时兰州的局面也已经混乱不堪,如果不顾大局,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活动,担心引起武斗,局面会不可收拾,因此我们未按计划开展宣传。这是我第一次未按地委的指示进行工作。

到一九六七年冬天,专区酝酿成立革委会时,几派群众组织都让我表态支持他们。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接待,不能明确表态支持某一派。之后,根据我的分析,我和几个同志整理了一份对文革中几派群众组织的表现情况的材料,准备送交支左办公室时,被一派群众组织发现,从而给我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大幅标语贴满了武威城的大街小巷,我被他们抓到造反派总部,审问和殴打持续了几个小时,以至于生命垂危。这样,另一派群众组织就认为我是支持他们的,就偷偷送我到北京治疗养病。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专区要成立革委会,单位到北京通知我,要求赶快回到武威等待革委会的成立,到8月份,革委会成立时,我被选为常委,担任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分管民政、卫生和知青的上山下乡工作。到一九六九年,阿拉善右旗从内蒙划归武威地区后,革委会抽调干部、职工和军队的“支左”官兵,组成一百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我带队进驻阿拉善右旗组织学习党的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解放干部,发动群众,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帮助瘫痪已久的各级革委会恢复工作。

在完成任务后,我于一九七O年初回到地区。在革委会一次讨论农业生产的会议上,决定让我分管农业和战备工作,并决定让我担任战备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因此,一九七一年,我出席了全国“九五”战备会议,一九七五年又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第一次会议。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学大寨第一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央通知各省市地县旗的党政主要领导参加。会议由华国锋副总理亲自主持,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参加会议的省市地州县旗领导都向大会递交了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我和参加会议的武威地委书记也向大会上交了学大寨的报告。当时我们武威地区所属的六个县中,已有武威、永昌两个农业大县先后被省上评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其它四县的书记、县长也决心在两三年内进入“农业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在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全国农田水利大会上,我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一道,又受到中央领导的集体接见。

在一九七八年,地区革委会改为行署,我被安排到地委农村工作部任部长,并兼任行署农委主任。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消息见报后武威地区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反映各不相同,有人主张推行,但也有不少人反对。很多干部怕犯错误不敢表态。各县请示地委怎么办。地委一时也拿不准,只能让各县边走边看,最终根据农民的意愿,多数生产队陆续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少数分散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制度,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到一九八一年十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多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这就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性质,从而使它的推行具有了合法性。

一九八一年年初,我被任命为武威行署副专员,分管计划、统计、物价、劳资、科技等工作

一九八三年.我被调任嘉峪关市人大副主任,主持嘉峪关市人大日常工作。这又是一个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崭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一直工作到一九九三年九月光荣离休。

我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多年的工作经历,以下几方面体会最深:

一是依靠党的领导,相信群众。回首平生,坚信党的领导是我工作的动力,成功的灯塔。我是一九五O年入的党,在党内任过支委、支书、机关党委委员、地位委员、市委委员、行署党组成员、武威地委政法委副书记、嘉峪关市人大党组副书记等职务。在每一个阶段,依靠党委,依靠群众,工作就会一帆风顺,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二是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令法规,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和相关的业务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不断的学习是永葆革命青春的源泉。转业到地方,十九岁,我就已经是县级干部了,文化水平低,资历浅,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胜任工作。学习党的理论,学习各种业务知识,学习周围同志们的长处,研究党的方针政策,研究时代的特点,社会的发展,总之,不断学习才不至于落后。由此观之,新时期提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多么必要。

三是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国家的法令和党的纪律,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以此带动大家共同遵守。

四是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善待自己的下级。凝聚力量、团结同志、克服前进中的障碍。在我处在逆境时,我身边的同志没有出卖我、诬陷我、歧视我,相反,他们有的是无私地帮助我。我被抄家后,没有住的地方,机关同事想尽办法帮助我。现在回想起来,只有善待别人,才会得到别人的善待。这是最好的证明,也是最好的评价。

五是坚定革命的信念。特别是在革命不顺利的时候,信念非常重要。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相信党,相信群众是一条真理。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党委先后选送我到省委党校和西北农学院学习深造,培养我成为一个地级干部。


在党的培养下成长


李忠涛

岁月悠悠,光阴荏苒。转眼间我离开工作岗位二十年了,已经是八十一岁的老者了!

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二日(农历正月二十四),我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市牌楼镇黄卜村,汉族,在家排行老八。上有两个哥哥和五个姐姐。大哥二哥都是鞍钢基层干部,五个姐姐全在农村。

我母亲离世早,我是姐姐特别是老姐的关照下长大的,读过初小国民优级,就是高小。十六岁前在家务农。一九四七年二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在伪鞍钢中板厂当工人。一九四八年二月鞍山解放,我返回家乡务农。一九四九年三月又重新在鞍钢参加工作,当了一名气焊工人。刚参加工作,我精力充沛,积极肯干,勤奋好学,加之党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关怀,进步较快。三个月后即一九四九年六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O年三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就任车间团支部书记,后升任团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和党委宣传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我而二十六岁时,被组织提拔任鞍钢建设公司金属结构公司党委副书记。在鞍钢期间,我参加了鞍钢的恢复建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参加了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十号高炉)建设,工作兢兢业业,成绩比较突出。在鞍钢整整工作十一年。说到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我多次被组织选送参加政治理论培训。从一九五一年起,先后参加了鞍山市委党校的理论培训,团中央在哈尔滨举办的东北青年干部学校第三期学习班学习,大连市委党校第三期学习班学习,一九六一年参加甘肃省党校学习,学习成绩都是优秀。一九五二年冬训时,曾获得模范政治教员称号。

一九六O年至今我是在西北的钢城度过的。先前是在酒钢,后来到了嘉峪关市。

一九五八年,地质勘探发现祁连山脉境铁山区蕴涵丰富的铁矿石资源,从战略角度考虑,国家决定在西北建设大型钢铁基地——“三九”公司即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属于“三线”,为了保密,定名为“三九”公司,后来更名为“酒泉钢铁公司”简称“酒钢”。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酒钢”建设,当时鞍钢建设公司四万余人搬迁来到了雄关脚下。“酒钢”建设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几经周折,经历了艰难痛苦的建设过程。

一九六O年年初,我随着最后一批自愿建设者从鞍钢来到酒钢。任酒钢金属结构公司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来到酒钢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备组织安装酒钢一号高炉。在此之前,全国的高炉安装记录是由包头钢铁公司创造的,包钢二号高炉安装用了四十八个小时零三十九分钟,我们在酒钢一号高炉制作和安装过程中,按照毛主席“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思想教导,做了精心准备,在组织安装酒钢一号高炉的当天早晨,即一九六O年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现场动员会,参加战斗的全体干部职工,个个摩拳擦掌,精神百倍,不甘落后,一致表示要超过包钢,再创记录。八时二十四分,总指挥张大乙同志一声“酒钢一号高炉安装开始”令后,一场酒钢建设以来规模宏大的大会战开始了。参战的干部职工,采用多节拼装,整体吊装,一钩多吊等方法科学施工,坚持高炉不安装好,不下来吃饭。公司领导、家属等自觉参与后勤保障工作,领导们亲自包饺子,将热气腾腾的饺子送上高炉,极大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到下午十八时三十分,酒钢一号高炉安装完毕,以十小时零六分钟的时间,刷新和创造了大型高炉炉体安装速度的新记录。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公司党委副书记张永逊的陪同下,参观视察了高炉的安装施工情景,对工人们的干劲和吃苦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当张书记指着我向陆定一副总理介绍说,这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时,陆副总理拍着我的肩膀连说三声好,好,好,使我深受感动。在整个高炉安装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真是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人心齐,泰山移。在六月二十八日的酒钢报上登载了我的一篇文章《毛主席思想红旗插上高炉》。

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酒钢建设也没有例外。国家决定酒钢暂时下马,正在紧张施工中的酒钢一号高炉停工。五万多名职工疏散到新疆、陕西、江西、黑龙江、辽宁、金川等地“移工就食”,酒钢只剩下一千五百人留守,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我的家人陪伴着我坚守在这里。在留守期间,因各单位人员走得急,大量物资、机械设备散落在各个区域,无人管理。公司决定回收这些物资,机械设备,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成立了大回收指挥部,刘洁泉同志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我们三百多名干部职工,五十多台汽车,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劳动,将几十个单位数万吨的钢材、木材、水泥和大量的机械设备收回库里,集中保管。一九六一年九月,回收工作结束,我被分配到酒钢党委宣传部任副部长。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中央的一个关于“三线”建设的报告上批示:攀枝花,酒钢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八月,国家决定酒钢第二次上马。公司决定由我带领袁希盛、李文奎同志负责到外地调遣公司提名的四十八名干部。在冶金部的支持下,将原来疏散到外地的部分干部调回酒钢。一九六六年三月,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带领两位副总理十几位部长和西北局的领导来酒钢视察工作,并同科级以上干部合影留念。号召“全国抬酒钢,北京支援酒钢”。北京二建、北京平安医院全部搬迁参加酒钢建设,一时,贯彻总书记指示的声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酒钢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五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喊的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却大大地影响了酒钢的建设速度,直到一九七O年十月一日才出第一炉铁。

酒钢二次上马后,冶金部决定成立酒钢镜铁山矿建设指挥部。一九六四年十月,任命我为镜铁山矿建设指挥部行政办公室主任。一九六六年十月,我被调到西沟矿,任政治处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书记。一九七四年十月,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让我下山,任焦化厂党委书记。一九七六年十月,调任酒钢机修厂党委书记。一九七七年在机修厂工作期间曾被选为中共嘉峪关市第四届市委委员。我在酒钢工作服务了二十一年,为酒钢建设浸注了心血,尽到了责任。

一九七九年九月底,时任嘉峪关市市委书记的刘峰、副书记李新民找我谈话并通知我,因中央决定全国各个地方都要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组织决定由我负责筹备嘉峪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经过半年的紧张工作,学习文件,抽调人员,培训干部,组织人大代表选举,终于在一九八O年五月,召开了嘉峪关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次年,一九八一年召开的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补选我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职务。在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届,整整十一年。一九九一年退休。一九九六年经甘肃省委批准,享受正地级待遇。

回顾我的一生,感受最深的就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老同志的关心帮助是我成长的基础和动力。我参加革命工作四十三年,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是领导和老同志关怀帮助的结果。我的几任老领导如杜玉臣、崔东鲁、王学功等同志,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善于思考,肯动脑筋,经验丰富,帮助和影响了我的一生,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在众人面前讲话都脸红,讲不出来,第一次上镜铁山桦树沟矿,害怕不敢上,是老领导王学功扶着我一步一步往上走,他整整扶了我一个礼拜,后来我才敢上了。公司副经理刘洁泉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一生,群众说他是革命的老黄牛,酒钢的红管家,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从这些老同志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既有好的经验,又有好的作风,可以说,没有党的培养,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没有老领导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的童年是在老家农村度过的。青壮年时期,在鞍山工作十一年,酒钢工作二十一年,在市人大工作十一年。我的五个孩子,有四个工作生活扎根在酒钢和嘉峪关。我们这一代人,对酒钢建设和嘉峪关市的发展,真是做到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写一笔我的老伴刘振琴同志,她对我关心挚热一生,也是我的挚友,我的志同道合的战友,她跟我从东北到嘉峪关,含辛茹苦,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把青春和一生献给了嘉峪关和酒钢建设,她已于二OO七年五月长眠于嘉峪关,我永远怀念她。在这里我工作生活整整五十一年了,我的余生也要在嘉峪关度过,我热爱酒钢,热爱嘉峪关,热爱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为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山水养育了我,也养育了我的全家!我衷心地希望嘉峪关、酒钢能年年有进步,年年有新的变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我参加党组织也有六十一年了,我从内心的喊一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党旗指引我前进


——张昭回忆录

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 投笔从戎走上革命路

我是陕西省渭南市辛市乡东楼子张村人,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八岁开始上小学,十四岁考上初中。在我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向老百姓逼粮逼款、鞭打绳拴的暴行,有的还被抓起来关进乡公所。记得有一年麦收时节,南山的麦客赶麦场,到我的家乡帮助收割小麦,那天是个阴天,保甲长们全都出动了,他们突然袭击了正在收割小麦的麦客,把他们许多人都拉了壮丁,这不由使我从内心升腾出了一股义愤。更加不能使我忘怀的是我们家发生的一次变故。有一年麦收时节,我们家遭遇了一场大火,收割回来的六七十亩小麦在场上堆了两个大麦垛,黎明时分被一场大火烧光了。从此家庭生活一落千丈,牲口没草人没粮。没烧完的七口袋小麦还被国民党一个征粮的科长强行拉走,全家老小嚎啕大哭,如丧考妣,没吃的就卖地,就赊高利贷。

当时,我上小学时老师常给我们讲共产党著名将领彭德怀、贺龙领导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故事,同学们听得都很入神。由此使我产生了对共产党的亲近感和向往感。

一九四九年春我们中学刚开学不久,我的家乡第一次获得解放,同学们都很兴奋。不久又听说解放军要往北撤,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和邻村一个叫张学霜的同学商量,准备参军跟解放军走。于是我们就去找解放军同志要求参军,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走,那位解放军同志说:“明天走”,我们说:“我们得回家告诉父母一声”,解放军同志说:“明天十二点来就能跟上”。回家告诉父母后,老人都很支持。谁知第二天一早赶到学校,连解放军的影子都没见到,听说解放军半夜就走了。参军没有弄成,我们就继续上学。不久之后,大约是四五月,我的家乡又第二次获得解放。这一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军政大学张贴告示招收学员,有本科、有预科。我参加考试写了一篇作文就被录取了。同年七月十八日报到,从此我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学习政治军事 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我参军以后,就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军政大学第四大队第六中队学习。主要学习了社会发展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学习了有关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和历史名人的一些教导。我记得最牢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附首甘为孺子牛”这些至理名言。军事方面主要是列队操练、步枪瞄准、紧急集合等基本训练。

通过学习政治理论,我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都有明显提高,头脑中存在一些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克服,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革命的纪律性也有所加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晚,全队就寝,熄灯号吹过之后,忽然有人通知我到中队部。到队部后,指导员告诉我,由于我各方面都表现的比较好,我已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候补期三个月。当时,青年团还是秘密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没想到我刚满十五岁就成为一名光荣的青年团员了。

当一个优秀的机要译电员

西北军政大学毕业后,一九五O年一月十日我被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机要训练大队,同来的有三、四百人,都是接受训练的。能参加这个学习,大家都很高兴的,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信赖的人。

机要训练大队对学员的要求很严,除了星期六、星期日集体看电影、看戏、洗澡之外,平时不许外出。如果确实因事外出,必须请假,三人同行。家里来人看望,要有学员陪伴。这也是为了培养学员的保密观念。

我们的学习生活比较紧张。老师讲完课后,主要靠学员自己进行练习。我的学习态度认真,能勤学苦练,努力钻研,经过半年的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全大队三百多名学员中我的名字被排在前四十名内。

学习结业时,学员们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到西藏去,到新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正式分配工作时,我被分配到宁夏省。同去的有十一个人。一九五O年九月十一日顺利到达宁夏省会银川,在宁夏省委机要报到后,被分配到宁夏省政府机要室,从此便开始了我的机要译电员的工作。

我是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机要译电工作的。但是由于刚接触工作,情况不熟悉,翻译来电,错误很多。说来好笑,原来是将印刷体洋码“四”错认成“七”,不错才怪。弄清了原因情况就好多了。在实际工作中,使我深深体会到,当好一个机要译电员,要做到安全、准确、及时很不容易。首先要做到专心致志熟记密码,记的密码越多,译电速度就越快。电报密码不好记,而且还要定期更换。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我就狠下功夫,死记硬背。因此我记的密码多,译电快,许多较长的电文都由我唱发。

在一九五二年冬开展的业务技术竞赛中,天不亮我就起来练习技术。竞赛正式开始后,我的发报时速达到了两千四百多组,差错率百分之一多一点。在宁夏全区颁奖时,我获得了业务学习一等优异者奖。

由于我政治上要求进步,能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努力钻研业务技术,在日常工作和劳动等各方面表现好,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

一九五四年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我继续留在银川地委机要科工作。同年秋,我参加了中共甘肃省委机要处举办的机要密码知识培训班,由于自己学习很用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先后参加过三次考试,均得了满分,学习成绩名列第一。

一九五六年元月,我被调到中共张掖地委机要科工作,同年三月又被调到中共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委担任机要译电员。阿克塞是一个地处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自治县,生活条件艰苦。我是一个人在这里独立工作,丝毫也不敢放松自己,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仍然坚持业务练习和政治文化学习。

一九五六年秋季,阿克塞县社会治安形势不稳,公安局通知全县各单位,一旦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机关工作人员不要慌乱,统统到公安局集中。为了解决阿克塞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张掖地委副书记贾悦西来到阿克塞县。由于地委领导亲临基层,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发生意外事情,全县形势很快稳定下来。鉴于当时的形势,来往电报很多,我始终坚持岗位、夜以继日,顺利地完成了译电任务。

地委机要科对我的工作抓得很紧。同年秋,张科长和干事胡挺孝,来到阿克塞检查我的工作,对我的译电业务技能进行了严格的考试,由于成绩优秀,他们都很满意。不久,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新民告诉我已被评为模范工作者。那年正好涨工资,我也涨了一级工资。

遭受的两次政治打击

一九五七年二月我被调到张掖市委负责机要科的工作。时间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市委宣传部干部科副科长。又不久,我又被任命为市级机关党委专职委员。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运动中,突然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让交代问题,我一听这话就非常惊讶,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我既没有写过大字报,也没有大鸣大放提出过意见,真不知该从何交代。但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控,我不得反复思索,是不是有温情思想,对有问题的人,因为是熟人不好意思开展批判斗争,或者是参加运动不积极,从各方面进行了自我检查。我这样的检查,在批判会上反复多次都过不了关。最终主持批判大会的人才将他们事先挖空心思、颠倒是非揭发我的那些所谓“右派”言论“材料”抛出来了,无非是我茶余饭后和同志们聊天时的一些闲话。什么“蒙古是中国的版图”;“去年遭灾,粮食减产,增产是干部造假的”;“美国是新兴国家,工业发达,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苏联的高”等等,不一而足。就是这样一些问题,他们把我内定为中右分子,下发到民勤县田斌乡工作。

一九五八年,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各条战线都在极左思潮蛊惑下,大干快上,盲目冒进,三雷、田斌和薛白三个乡合并成立了三雷公社,我被派到三雷公社三雷大队上陶生产大队当驻队干部。在驻队期间,一九五九年九月,为了迎接国庆节,公社布置三雷大队每天积肥四万车,深翻两千亩,土豆要挖完,棉花要拾净。在开动员会之前,总支书记甄集文要我给他写讲话稿,写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难以完成,就提了意见,他们就说我反对总路线,对抗大跃进。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

第二条罪状是“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政策”。县卫生局局长赵和云是县上派来的工作组长,和我在上陶生产大队工作。关于超产奖励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个意见,超产部分的百分之十留给生产队,百分之九十奖励给社员(其中百分之五十奖现金,百分之五十奖粮食)。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我们把这个意见写信报告给总支书记甄集文批示,赵和云叮咛我如果甄书记同意,就请他签字批准。我把这封信送给甄书记,他不但不批还把我训了一顿。把这也当成了我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政策的罪证。

第三条罪状是“粮食问题”。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在一九五九年五、六月间已经有所暴露,人民公社的社员已经开始没有粮吃饿肚子了。地里看不见有多少人劳动,有的群众实在没有可吃的就去揪青掐黄,饿死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看到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实在忍心不下,就给上级写报告反映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不仅得不到回应,还批判我是右倾思想。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月,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之后,一场以批判彭德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狂风席卷全国。按照上级指示,三雷公社召开“三干会”,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斗争的对象就是公社主任黄大香和我。本来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反右倾只在县委委员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可是他们把我这个小小的驻队干部给盯上了。大会批,小会斗,车轮战,不让你睡觉,侮辱你的人格,文斗不行就来武斗,拳打脚踢,拧烂我的耳朵,罚我跪凳子,我对他们这种法西斯式的刑讯逼供,野蛮做法,提出了严正抗议。

经过批判斗争,我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开除党籍,送农场监督劳动。

艰难岁月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下旬,我被遣送到蔡旗公社小西沟农场,同时被遣送的有一百多人,从此,我们这些人就开始了像囚犯一样的强制劳动改造。我们被安排到好像是地主家的三间堂屋。堂屋的窗子已经没有了,用芨芨席挡着,地面上铺的一层厚厚的麦草,麦草上铺的是芨芨席;房间里没有生火,寒气袭人,让人瑟瑟发抖。由于劳累了一天,打开铺盖卷,蒙头和衣就睡。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吃饭时还能看到满天的星星,东方发白时,我们就扛着铁锹出发了。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太阳一杆子多高了,才到达工地,立即开始干活。主要任务就是打地埂。中午休息一会,接着再干,一直干到太阳快落山了,才收工往回走。赶到吃晚饭时,又是满天星星。每人一个小饭盆,每顿饭就那一盆稀饭。隆冬时节,水渠冰封,为了来年春耕,就让我们刨冰开渠,准备浇地。这是我干的最重的活了。干的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打三十几个冰方,水渠两岸堆的冰块像小山似的。由于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不久我就病倒了,全身浮肿,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脚面全是裂纹,特别是两条大腿肿得走不成路。和我同时病倒的还有三、四个人。我们这几个重病号被安置在一个小房子里,睡在一个炕头上。有一天晚上睡觉时,我将羊皮袄放在炕头的土仓子上,醒来以后,有个病友告诉我,我的皮袄被贼偷走了。正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我已落魄到如此地步,贼娃子还来光顾。一九六O年元月,我收到了爱人的来信和一个小包裹,寄来了一双鞋和四个点心,对重病在身的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真是“挨斗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一九六O年三月间,我被转到民勤县新陶园艺场。因为我的病情严重,身体太弱,坐到地上爬不起来,得扶凳子或别的什么东西才能站起来。解大便要到外面沟渠里去,解完之后抓着渠岸才能勉强站起。就这样我一直挺到五月份,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场部才把我送到县人民医院。经透视,大夫惊叫了一声,说我肺上有个大洞,确诊我患了严重的肺病。那时我的身体已非常虚弱,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差不多掉光了,臀部肌肉一按一个坑,在床上翻身都很困难。医院的伙食很差,每天两顿饭,顿顿两小碗清汤挂面,根本吃不饱。不过住了三个月,总算把命救过来了。住院期间,民勤县委副书记樊安泰到病房看我,对我进行了安慰,我从内心也感到高兴。同年八月出院,十月份我就恢复工作当了新陶园艺场的秘书,三雷公社也给我补发了八百多元工资。

一九六O年十一月,县上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立即行动起来,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人命,千方百计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大批干部,同时把那个执行极左路线,迫害大批干部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撤职。民勤县的问题在甘肃省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饿死了不少人,不少群众到新疆和内蒙逃荒,全县二十四万多人只剩下了十八万多人,县委书记唐德寿被撤职。

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民勤县委组织部和纪检委召开了干部会议,正式给我们这些受到打击迫害干部平反,销毁了所有“黑材料”,当众向我们赔情道歉,九月二十二日正式下发了《为张昭同志平反的决定》。

一九六一年夏,我回家探亲。到家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天天盼,夜夜盼,终于把我盼回来了。提起我前些年的遭真是不堪回首,唏嘘不已。好在我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命,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文革中的遭遇

一九六二年四月,我被调到民勤县“甘肃省国营勤锋农场”,一九六三年八月,又被调到安西县(现在的瓜州县)“国营踏实农场”,在两个农场干的都是秘书工作。一九六五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我被调到农十一师(后改为农一师)第六团(后改二团)司令部继续当秘书,并负责行政股的工作。我多年当秘书而得不到提升,我心里明白,那是因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我被定为中右分子,控制使用。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在广大农村地区分期分批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教运动中,我家补定为地主,以后又恢复了富农成份。家庭成份的变故,对我的影响极大。文革刚开始,大字报就朝我负责的行政股袭来。说什么行政股是顽固堡垒,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另外,我还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虽然向领导表露过不愿当支部书记的愿望,领导如果同意,就应当找我谈话,并履行必要的手续。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指使别人避着我召开支部委员会。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一次非法的支部委员会》,副题为“兼提对团党委的意见”的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出就引起了轰动,也震动了一班人。这在当时,就是大逆不道。团党委宣布我停职检查。还在群众中公布了我的档案。这样以来,围攻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开始对我批判斗争。同年十月,把我下调到四工营当统计员。

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一九六七年六月,我被调回团部。团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宣布过去对把张昭同志定为“阶级异化分子”并对其进行批判斗争是错误的,当众为我彻底平反。

冤案得到平反 积极为党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被调到嘉峪关市工作。先是在嘉峪关区(和市农业局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工作,一九七三年四月,被任命为民政科的副科长,一九七四年七月调到嘉峪关市“五.七干校”担任二队副队长和党支部书记。后来“五.七干校”和市委党校合并,我担任班主任。一九八O年又被任命为党校办公室主任。一九七O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给党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纠正了极左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清查纠正了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我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内定为中右分子的问题,一九七九年也得到彻底平反。回首往事,心情难以平静。我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抱着满腔热情参加革命,对美好前景充满憧憬。可是,命运多舛。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二十二年正是我年青力壮,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的时候,而我身遭磨难,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至今留下病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从精神上获得解放,激发了我学而不厌、奋斗不止的精神,发誓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好好工作,多做贡献。一九八三年三月,我报名参加了辽宁刊授党校的学习,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学完由中央党校编写的《中共党史》、《马克思哲学》等十二门课程,经考试成绩合格,达到大专水平,拿到了毕业证书。为了验证自己的文化水平,我还参加了成人高考《中国近代史》等三门单科考试,成绩合格。通过学习,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

一九八三年,我调任市委信访室主任,一九八六年市委信访室和市政府信访室合并升格为正县级的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一九九O年我被任命为信访办的副主任。在十几年的信访工作中,协助市委、市政府领导处理了大量的信访问题,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我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奖励。

一九八四年,根据自己在信访工作中的体会,我撰写了《我们是怎样做好信访工作的》一文,省委信访室认为“很好,体会比较具体,对人有启发,摘要转发各地市、自治州党委信访室供参考”。为适应改革的形势,实现全市信访工作的正规化、程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我就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一些业务问题,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全市信访专兼职干部会上做了辅导,受到大家的好评。《甘肃省信访条例》公布后,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我在嘉峪关报上发表了《学习宣传〈甘肃省信访条例〉,维护信访活动的正常秩序》一文。为宣传信访工作,我先后在《嘉峪关报》、《甘肃信访》、《甘肃省委办公厅工作》等报刊和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通讯和文章。由于自己积极进取,努力工作,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和组织的肯定,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一九八五年被评为全省的信访先进工作者,一九九O年被评为嘉峪关市市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一九九二年被评为全省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光荣离休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在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四十六年后光荣离休。离休之后,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和精心照顾,不但在政治和生活上给于优待,还从精神上予以抚慰,组织我们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使我们幸福地安度晚年。

回顾走过的人生之路,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惊人之举,也没有为党和人民做出过什么突出贡献。党把我从一个农村娃教育培养成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我打心底里感激不尽!虽然在历次运动中也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后来都得到了平反。看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强大,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的那点委屈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伟大时刻,写下这段文字,一方面是见证我们党从艰难曲折走向辉煌壮丽的伟大历程,另一方面也是向党组织表达一个老战士老党员永远忠于党的决心。

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远发达兴旺!


铁山精神永放光芒


——许顺安回忆录


我是铁山人

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酒钢公司在镜铁山矿职工俱乐部里召开了一个有全公司各二级厂、矿党政一把手,公司机关各处室委办负责人和市政代表参加的千人大会,当时我担任镜铁山矿党委书记。按照议程,会议一开始,我从“艰苦创业建设矿山,同心协力勇于献身,坚韧不拔奋力拼搏,勇于改革开拓前进”四个方面,以公司党委和镜铁山矿党委共同搜集、挖掘、整理、总结出来的“铁山精神”为主题,做了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的《发扬铁山精神奋力开拓前进》的报告。就在这次会议上,公司党委做出了“关于发扬和学习‘铁山精神’的决定”。决定要求“各单位广大干部和职工立即行动,发扬和学习‘铁山精神’为加速酒钢建设奋力拼搏,开拓前进”。从此,公司上下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发扬“铁山精神”的热潮,后来“铁山精神”还被冶金部确定为全国冶金系统的六大企业的精神之一。

我为“铁山精神”而自豪,也为自己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不仅是因为铁山精神是我在任时总结提炼的,而且也因为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我也曾为她做出过贡献,我也曾经而且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铁山人”!

艰苦岁月

一九六五年七月,我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有色金属采矿专业毕业。为了响应“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于当年九月十三日来到了地处戈壁的酒泉钢铁公司,经过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次年的四月二十八日就上了镜铁山矿,到二OO二年九月份从市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前后工作三十六年,其中在镜铁山矿就工作了整整十七年。也就是说我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矿山上度过的(退休时的工龄因为矿山工作四年加一年工龄,我是四十年工龄,那么矿山工龄为二十一年,可以算是过半了),所以我对矿山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和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我在电脑上的网名就叫“铁山人”。现在我每天看电视时还不时的关注着矿山的动态,当看到现在每天日产量出矿都在两万吨以上,我真的为这些成就而高兴!回想起我们建矿初期艰难困苦的岁月,那时虽然采用的比较先进的瑞典进口设备,可是由于技术文化水平太低,掌握不了先进的设备技术,一开始一个月的产量也达不到两万吨。今昔对比,真是不能同日而语啊。

当时,大家这样描述镜铁山:“抬头一线天,干燥加石山。迈步走段路,无病气喘喘。狂风卷石沙,六月雪绵绵”。我就亲自经历过这样的气候。我刚上山不久,还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当时给我们的两项任务是尽快熟悉了解矿山的初步设计和先参加劳动,我们的劳动就是和泥脱土坯。有一天我们在三岔口北大河边正在干活,突然狂风大作,昏天暗地的,吹得人睁不开眼,站不住脚,我们一个个只好就近爬下,十多分钟大风稍小点,我们才抬起了头,不知谁喊了一声说:“你们快起来看啊,看安治金像不像驼鸟”,原来他在一处凹进去的河岸边,抱头钻在那而屁股撅在外面,大家都笑了起来。正在此时,又听王亚吉高喊:“我的饭盒让风吹跑了不见了”,我们以为开玩笑呢,后来在二十多米开外找到了一个被风吹上天又摔下来已经摔的不能用的饭盒,才知道这是真的。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大家都非常乐观。

在矿山的基建时期,由于斜坡道以及卷扬设备都还没有投入使用,一些山上用的设备、材料等还需要人背肩扛向上运送,记得有一次从两千六百四十米到三千零六十米水平运木料,我当时和李本录共同抬了一根圆木从桦树沟的北坡小路向上抬,他个子高在后面,我在前头。我们抬了不大会就感觉喘不上气来,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快到山顶的时候我一口气没喘过来,差一点晕过去。那路又窄又陡,真要滑下去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在基建初期,记得我住在镜铁山矿九间房,属于八冶井巷公司一队的一名实行生,当时为了三千零二十米的巷道掘进和工人们一起背了一个月的水。那时候,因为人行井还没有凿通风水管道无法通上三千零二十米水平,风管是临时从山坡上接上去的。可是水管就不能接了,因为当时正值冬季,只要一会水不流动,马上就会冻住,水管就会爆裂。可是掘进凿岩又不能没有水,怎么办?就只好在山头上焊了一个大水箱,凿岩时背水上去倒在水箱里用,下班时水没用完还得放掉,不然冻裂大水箱就更麻烦了。我们上班就是从两千九百四十米巷道里背一桶水上到三千零三十米的地方倒进水箱里。要知道在缺氧的高山上,背几十斤的水上去是多么的困难啊,爬一趟气喘不说,衣服里被汗水湿透,棉衣外被背水桶漏出的水结成了冰,硬梆梆的,有的要背两趟、三趟,下班时走在路上,冰冷的汗水真让人难受,但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同志们有一句怨言。

火红的年代

正式投产后我在采矿队任实习生、技术员,为了确保一九七O年十月一日的高炉出铁,倒推回去的时间就是必须七月一日运输矿石到山下,六月一日必须保证放炮出矿。当时队长路景胜分配的任务就是由我具体负责拉槽切割井的凿岩指导工作,切割眼孔的设计是由淮志德工程师后来补充设计的,我要到井下现场去具体指导操作。由于刚投产时工人多数都是从农村招来的新人,虽然初步学会操作设备了,但他们还看不懂图纸。为了保证凿岩的质量,我不得不连班盯在现场,这班人下去了,我还得接着给下班人讲,就这样连续跟了四个班(当时井下就是一天四班倒)才完成了队长交待下来的任务,保证了按时放炮出矿。

炮是按时放了,矿也按时出了,可是生产任务却长时间不能达标,从领导到工人都为之焦急万分。当时的领导以身作则,韩显沛同志(政企分设之前的最后一任市委书记,分设后为酒钢党委书记,当时任一矿的党委书记)就曾经坚持连续二十八天值班在又潮又冷、不见天日的井下,奋力抓生产进度,形成了一个后来无人能打破的“基尼斯记录”。与现在各地的矿难接连不断、中央不得不做出了矿领导必须要坚持下井值班的硬性规定的情况相比较,更显出老一辈领导干部亲临一线以身作则的伟大!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了铁山的一项光荣传统。柴双全同志(曾是中共十一大的代表,当时是嘉峪关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镜铁山矿采矿一营的副营长)为了抢时间能多出矿石,在二次破碎崩大块时竟然将导火索割的只有二十——三十厘米长,就在他要点炮时被营里的安全员高春文同志(当时是矿里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发现了,他们争吵不休。柴要点炮,高坚决不让,最后当然还是柴作了让步,又换了较长一点的导火索,高帮着点着后才一同离开了。他们的事迹被矿领导发现后在生产会议上进行了表扬。首先表扬高春文同志坚持原则的作法,安全第一的思想,也表扬了柴双全急生活之所急的思想和精神,但也批评了他忽视安全的作法。其实,不少的出矿工人,在大块矿石二次爆破时都把一米五的导火索割的只剩下五十——六十厘米了,他们想的就是能争取时间多出矿。

我也有过这么一次,我现在右手的小姆指还有骨折的痕迹,就是当时值班时造成的。当时我是采矿二队的副队长,工人们已经下班走了,我到各班掌子面看矿源情况,发现一个班刚放完的炮,有三个大块矿石。一看肯定T4G装运不起来,我就想把这三个大块进行二次破碎。当我把三包炸药和导火索都放好之后就开始点炮,刚点完第一个导火索之后,一转身脚就踩空了,倒了下去,手就是那一刹那碰到下面的矿块而被杵了的。当时也顾不上疼痛,赶紧去点第二、第三个导火索。等点完刚爬下去十米梯子拐了个弯,三声炮就陆续的响了,后来我上去看了爆破的效果还不错,很高兴。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因为当时我只有一人,真出事了连个知道的人都没有该怎么办啊!但当时为了赶进度,哪能顾得上这些啊。

铁山精神是传家宝

现在无论是嘉峪关市、酒钢公司、还是矿山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酒钢公司已是位列全国五百强的大型钢铁企业,矿山也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全市人民生活富足安宁。但无论再怎样发达、怎样富裕,都不应该忘记过去曾经的艰苦岁月,都不应该丢掉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铁山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但未来还任重而道远,更需要“铁山精神”为新时代的嘉峪关人注入无穷的动力。“铁山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灵魂,已经内化到每一个嘉峪关人的性格之中!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一定会在新的时代创造出更加伟大的奇迹!


后 记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老干部局局长 市关工委秘书长


唐晓东


自受命负责老干部工作以来,常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什么是做好老干部工作的标准?怎样才不负组织的重托?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老干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臣,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我们党的历史,爱护老干部就是爱护我们党的财富。”嘉峪关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在贯彻落实老干部 “两项待遇”和“三个机制”建设方面不遗余力,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我市全体老干部工作者也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老干部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真正做到了“让组织放心,让老干部满意”。从“爱护党的财富”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但从“尊重党的历史”这个角度来看,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每一个老干部,都是一部活的历史书,生动地记载着我们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伟大历程,体现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近年来,老干部(特别是离休干部)逐渐进入高龄期,有一部分亲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干部已经辞世,在哀痛之余,也激发了我们新的工作思路:在“尊重党的历史”这一点上,我们要及时补课,让这部史书得到保护和流传,让党的光辉历程和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

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市委老干部工作局和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精心策划筹备并成立采编小组编写出版了《薪火相传——老干部回忆录》,以缅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功伟绩,传承我党的光荣传统,向党的九十华诞献礼!同时,也算是聊以弥补我们工作中的缺失于万一。但由于许多老干部年事已高,所经历的重大革命事件去今已久,我们只能得其大概;加之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编写水平有限,难免有所遗陋。然文贵以载道,祈盼读者在批评指正的同时能够谅解我们的疏误,也就略感心安了。

在回忆录采编过程中,得到了市委组织部的精心指导和广大老干部的热情支持;市旅游局局长朱明同志(市委老干部局原调研员、副局长)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嘉峪关日报社》的李春燕记者、嘉峪关市第一中学的何昱老师、市胜利路小学的李浩老师也给于了我们可贵的帮助,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真诚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指导,以便我们进一步做好今后的工作。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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